在元代復古思潮中，唐詩成為元代詩人普遍取法的對象。李東陽曾在評價元詩時指出：“元詩淺，去唐卻近。”在宗唐的大背景下，李白和杜甫被推舉為元前詩人杰出的代表。劉詵在與《與揭曼碩學士書》中談到當時文壇學習李杜的盛況：“一二十年來，天下之詩，于律多法杜工部《早朝大明宮》《夔府》《秋興》之作，于長篇又多法李翰林長短句。李杜非不佳矣，學者固當以是為正途，然學而至于襲，襲而至于舉世若同一聲，豈不反似可厭哉？”劉詵文中批評當時詩壇的弊病，認為整個詩壇都因襲李杜之作而缺乏創造。劉詵的批評恰說明元人對李杜的推崇。元人崇杜問題向為學者所重，而元人對李白的接受與評價，論者寥寥，本文從三方面加以探討。

　　一

　　元代詩人認為李白性格豪放，不受拘束。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評價李白時，以“不羈”二字評價他的性格與才華：“太白負不羈之才，樂府大篇，翕乎變化。”胡祗遹在長詩《邇來復齋洹齋二學士屢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庸每成章即亦垂示賞嘆誦詠贅作六章時至元四年七月也》，詩中盛贊李白及其詩作，開篇四句“太白固豪放，不受義理拘。誦詩想其人，飛龍叫天衢”就是對李白豪放不羈性格的總體評價。周子固《題太白酒樓》用比喻的手法表現李白不受羈絆的形象：“神龍不可羈，竟脫萬乘屣。”張雨在《春酒》詩中用“佯狂”二字形容李白的隨心所欲、無所束縛的性格。瞿智《和羲仲韻》中用“清狂”寫李白：“莫怪清狂似謫仙，乘涼遠過玉山前。”柳貫在《商學士畫云壑招提歌》中稱他是：“飲酒吟詩狂太白”。

　　李白不僅是不受拘束的，還是超脫塵俗的。趙孟頫在《李太白酒樓》詩中認為李白英俊灑脫并且超群拔俗：“謫仙何俊逸，此地昔登臨。”胡祗遹在《又題六鶴圖》中，認為李白是超越塵俗的，而那些平庸的畫家不懂李白高蹈不拘的性格，將他醉酒形象描畫得如同“醉酒”的“屠沽兒”：“常觀庸筆寫真李太白，塵顏俗狀，軒昂眉目，何異醉飽屠沽兒。”劉壎有同樣的認識，他有《題李翰林像》詩：“錦袍玉色，神游八極，真昆閬蓬瀛中人。落月照梁，誠非虛語。醉眼一視，殊有傲睨萬物態，似是金鑾灑墨，命力士脫靴時貌也。”詩中認為李白是“仙”而非凡人，所以可以有“傲睨萬物態”。張雨《太白像》同樣認為李白是不可攀的“游龍”而非凡俗之人：“青綺帔，綠玉杖。望見九疊屏風上。翩如游龍不可攀，已在峨眉山月間。”因為這種認識，元人詩中多以“謫仙”代指李白，如“一江風月酒滿船，世無謫仙誰與共。”（胡祗遹《寄馬德昌》）“九華秋色翠可食，為問謫仙安在哉。”（虞集《過池陽與周南翁同知》）“江空天闊鳳影遙，謫仙吟罷誰能招。”（吳師道《十臺懷古》其九）。

　　二

　　李白吞吐山河、包孕日月的藝術才能獲得了元代文人的一致肯定，但在表現方式上又有不同。第一種是在詩文中直接肯定李白的藝術才能。如趙孟頫在《次韻觀復表兄見簡》詩中的說：“難陪山簡醉，空憶謫仙才。”岑安卿《鳳凰臺》詩中有“鳳聲悠悠梧葉空，謫仙文采流長虹”的詩句，無論是趙孟頫的“空憶謫仙才”還是岑安卿的“謫仙文采流長虹”，都用簡潔的語言肯定了李白的才華。

　　也有的詩人采用比喻的手法盛贊李白的才能。胡祗遹《邇來復齋洹齋二學士屢以五言相唱酬不鄙愚庸每成章即亦垂示賞嘆誦詠贅作六章時至元四年七月也》中所謂“飛龍叫天衢”“萬籟不敢鳴，雷霆隨叱呼。海江共一唾，幾吸四溟枯”等詩句，運用比喻的手法表現了李白駕馭萬物、揮斥方遒的才能。葉懋《題李太白畫像》中也是如此寫法：“函關有客乘青牛，西游直上昆侖丘。長庚一點落人世，飄然又作人間游。虬龍之姿風雨筆，六代無人氣蕭瑟。驪珠萬斛起光芒，天地無云星斗濕。泰山不動黃河清，美人一去三千齡。”

　　元代文人也喜歡運用對比的手法凸顯李白的藝術才能。虞集《盱江胡師遠詩集序》認為：“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李太白汗漫浩蕩之才，蓋傷乎《大雅》不作，而自放于無可奈何之表者矣。”“汗漫”是廣大，漫無邊際之意；“浩蕩”，表示廣大壯闊的樣子。虞集用“汗漫浩蕩”形容李白，充分肯定了李白的才華。錢惟善將李白與南北朝的鮑照和謝靈運進行對比：“太白豈惟凌鮑謝，元卿只合友羊求。”（錢惟善《清逸齋》）張昱在《李白應制圖》中通過唐玄宗對李白的態度來表現李白才華：“明主憐才赦酒狂，不知力士賤文章。當其醉草清平調，肯信長安是夜郎？”在延祐己未初，宋褧自江南還京，途經濟州時作《太白酒樓》詩，詩中通過自己對李白認識的變化，凸顯李白的才華。其中有：“我昔在髫年，知有謫仙人。少壯讀所作，天才氣凌云。”從年少時即聞謫仙名，壯年時讀了李白的詩作，從中看出李白才氣凌云。第二聯的“少壯”與第一聯的“髫年”形成了對照，若是說髫年時覺得李白才氣高，因其讀書少無法取信于人，而壯年時自然是讀了萬卷詩書，有了比較后再有這樣的認知，充分說明了李白與眾不同的才華。何中則將李白的名氣與他為“李白酒樓”帶來的聲名進行對照，肯定李白的才華：“當時謫仙人，四海蜚英聲。偶然此一醉，遂有無窮名。叔世尊放曠，中度翻為輕。頹波浩難返，憂思誰能平。”（何中《登李白酒樓》）

　　三

　　元代詩人高度評價李白的詩歌創作，認為李白的詩歌風格以豪放為主。范梈在《木天禁語》中有《家數》一節，言“詩之造極適中，各成一家。詞氣稍偏，句有精粗，強弱不均，況成章乎？不可不謹。”然后范梈對著名的詩作《三百篇》《離騷》《詩選》以及李白、韓愈、杜甫、陶淵明、韋應物、孟郊、王維、李商隱等詩人的詩作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李白的總體風格是“雄豪空曠”。葉颙在指點別人讀書時說：“知公雅志喜文章，光焰須觀萬丈長。太傅辭華宜鑒別，翰林豪放不尋常。筆端妙語誠須識，馬上奇功慎勿忘。正是英雄馳騁日，策勛麟閣姓名香。”（葉颙《軍中一彥士少好讀書喜談論文章工拙尤篤意詩學求指南于仆為賦一律以贈之》）在這首詩中，葉颙用“豪放”二字概括了李白的詩歌風格，表現了他對李白詩歌的推崇。在《次韻周安道憲史序山家幽寂之趣十首》其五中葉颙又寫道：“興來浩飲淵明酒，醉后豪吟太白詩。”可以“豪吟”的詩歌，風格一定不是婉約的。張養浩在《登歷下亭》詩中也表達了同樣的認識：“怪底登臨詩興淺，鵲華曾見謫仙豪。”鄧雅在《太白墓》中通過憑吊李白墓，評價了李白為人和詩作的豪放，并將他拜為詩祖：“嗚呼李太白，今古詩之豪。心胸自可小溟渤，富貴何如輕羽毛。平生所樂在詩酒，醉來筆涌春江濤。貴妃捧硯足榮寵，天子賜之宮錦袍。風流既往不復見，殘膏剩馥沾吾曹。吾曹碌碌不足數，采石江頭拜詩祖。當年捉月事渺茫，千載清風一抔土。”劉永之《經采石望太白墓》詩中稱李白的詩歌為“狂歌”：“昔年李太白，于此屢銜觴。失意長安道，狂歌入楚邦。”詩人認為李白的詩作是充滿了狂傲之氣，是氣挾風雷的慷慨悲歌。

　　關于李白的詩風，元代詩人并不認為只有豪放一端。黃公望評價李白詩歌：“匡山過雨瀉飛流，遙望香爐翠靄浮。試誦謫仙清俊句，浩然天地與神游。”（黃公望《山人觀瀑》）“清俊”二字，就是將杜甫《春日憶李白》“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兩句中的“清新”“俊逸”重新組合而成。

　　除了從總體上評價李白詩歌的風格外，元代文人還高度評價了李白擅長的古體詩、樂府詩及歌行體詩歌樣式。如楊載《詩法家數》中談七言古詩的作法時，即以李白、杜甫的創作為標準：“七言古詩，要鋪敘，要有開合，有風度，要迢遞險怪，雄俊鏗鏘，忌庸俗軟腐。須是波瀾開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為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備此法者，惟李、杜也。”楊載認為李白的古詩筆法多變，達到了任隨性情之所之而變幻莫測、搖曳多姿的神奇境界。不僅感情一氣直下，而且還以句式的長短變化和音節的錯落，來顯示其回環振蕩的節奏旋律，突出詩的力度，呈現出豪邁飄逸的詩歌風貌。

　　綜上所述，元代詩人推崇李白，在詩歌創作中也進行仿效，雖不能及，卻也提高了其詩作的水平，正如清人宋犖在《元詩選》序言中說：“元詩多輕揚，近太白。”

　　（作者：趙延花，系內蒙古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