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科學史，也是一部書寫科學家精神的歷史。大橋挺立、高鐵奔馳、蛟龍入海、神舟飛天……從高端裝備到精密儀器，從重大工程到基礎材料，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國大地上樹立起一座座科技創(chuàng)新的豐碑，也鑄就了獨特的精神氣質——科學家精神：胸懷祖國、服務人民的愛國精神，勇攀高峰、敢為人先的創(chuàng)新精神，追求真理、嚴謹治學的求實精神，淡泊名利、潛心研究的奉獻精神，集智攻關、團結協(xié)作的協(xié)同精神，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

　　“同學們，聽吧！祖國在向我們召喚……讓我們回去把我們的血汗灑在祖國的土地上灌溉出燦爛的花朵……”70多年前，“兩彈一星”元勛朱光亞帶頭起草了《給留美同學的一封公開信》，并送給美國各地區(qū)中國留學生傳閱、討論、聯(lián)合署名。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誕生。消息傳到美國，朱光亞決心回到祖國，并呼吁海外中國留學生回國參加新中國的建設。他說：“我們都是靠千千萬萬終日勞動的中國工農大眾的血汗供養(yǎng)長大的。現(xiàn)在他們渴望我們，我們還不該趕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長，獻給祖國的人民嗎？”在他的號召下，先后有52名留學生在公開信上簽了字。

　　這些科學家回國后，在不同領域為國家建設貢獻了自己的力量。在23位“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中，有19位是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從國外歸來的。為了祖國的繁榮強盛，他們放棄了國外優(yōu)越的生活條件，甚至放棄了自己多年的科研成果。

　　“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1945年獲得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博士學位，是國際著名的力學家和應用數(shù)學家。新中國成立后，美國當局采取摸底的方式對郭永懷進行調查，他在調查表上毅然寫道：“中國是我的祖國，我想走的時候就要走”。結果，他被列為禁止離開美國的對象。后來，為了消除美國當局的懷疑，早日歸國，他不惜燒掉10年積累的厚厚講義和未公開發(fā)表的手稿。這些手稿凝聚著他多年的心血，有的幾近成書，全都付之一炬。

　　郭永懷的夫人李佩為此感到無比惋惜，郭永懷卻說沒關系，知識都在科學家的腦袋中，他們拿不走。1956年，美國當局放寬了管制，他們經由日本，回到了闊別16年的中國。

　　中國科學院院士、數(shù)學與系統(tǒng)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袁亞湘認為，科學家精神能夠鼓舞年輕一代，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愛國。“大家經常說科學沒有國界，但是一定要記住后面那句話：科學家是有國別的。所以，愛國奉獻是老一輩科學家傳承下來的寶貴精神，也是我們這一代人要堅持的。”

　　科學沒有止境

　　海南三亞陽光明媚，綠意盎然，耄耋之年的河南省鶴壁市農業(yè)科學院育種專家程相文仍在育種創(chuàng)新路上堅持著。自1964年來海南開展南繁育種，他在此已度過五十多個春節(jié)。

　　1963年大專畢業(yè)后，程相文成為浚縣一名農業(yè)技術員，負責種子實驗。1964年，他受單位安排，背著50多斤玉米種子，只身來到海南三亞田獨鎮(zhèn)羅篷村，在租來的零散玉米地里，開始了創(chuàng)新育種之路。

　　程相文每天下地五六個小時，帶領助手套袋、授粉，在標簽寫上材料信息后系上植株，仔細觀察玉米根系、葉片、籽粒長勢并悉心記錄。程相文說，親力親為才能熟悉材料，光看數(shù)據(jù)和報告無法發(fā)掘、利用好材料，選育出好品種。

　　五十多年來，他先后主持承擔國家863計劃、國家星火計劃、國家農業(yè)成果轉化基金等多個項目。連續(xù)創(chuàng)造了夏玉米5畝、100畝、1萬畝、3萬畝、10萬畝國內同面積最高單產紀錄。通過不懈地創(chuàng)新育種，他先后選育出39個玉米新品種，14個通過了國家和省級審定，其中“浚單”“永優(yōu)”系列玉米品種，已經在全國累計推廣5億多畝，為農民增加經濟效益上百億元。

　　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這樣說：“作為一個科學家，不能迷信權威，迷信書本，也不能因為取得一丁點的成績就沾沾自喜，居功自傲。科學是沒有止境的。只有敢于探索敢于創(chuàng)新，才能成果迭出，常創(chuàng)常新。”

　　舍己為人是不變的底色

　　2021年5月29日，在第五個全國科技工作者日前夕，年過九旬的中國中醫(yī)科學院首席科學家屠呦呦寫下寄語：科技創(chuàng)新，強國興邦。

　　醫(yī)者仁心，蒿草青青。上世紀60年代末，為了應對瘧疾的傳播和感染，屠呦呦所在的中國中醫(yī)研究院接受了一項重大任務：研究抗瘧藥。為此，屠呦呦帶領團隊遍訪中醫(yī)典籍，提取出了對瘧原蟲抑制率100%的青蒿提取物。

　　然而團隊在動物身上測試這種藥物時，結果不太理想：一些動物治愈了，一些動物則中毒身亡。屠呦呦很著急。瘧疾這種傳染病有季節(jié)性，一旦錯過當年的臨床觀察季節(jié)，就要再等一年。于是，她干脆向領導提交了志愿試藥報告。“我是組長，我有責任第一個試藥！”

　　1972年7月，屠呦呦帶領2名科研人員在醫(yī)院嚴密監(jiān)控下進行了一周的試藥觀察，未發(fā)現(xiàn)該提取物對人體有明顯毒副作用。當年8至10月，屠呦呦攜藥前往疫區(qū)，挽救了無數(shù)人的生命。

　　當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受到疫情威脅，眾多科技工作者都會挺身而出。

　　2020年1月18日，中國工程院院士鐘南山臨危受命擔任國家衛(wèi)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毅然登上從廣州開往武漢的高鐵。身負擔當，執(zhí)甲逆行。此前幾天，鐘南山還向全國民眾呼吁，普通人如果沒有迫切需要，不要前往武漢。

　　防控策略優(yōu)化、病毒“摸底”、藥物和疫苗研發(fā)……在抗擊疫情的戰(zhàn)線上，千千萬萬科技工作者與時間賽跑，向科學要方法、要答案。他們舍生忘死、團結協(xié)作，爭分奪秒攻關，為人民的生命健康保駕護航。

　　甘當人梯 代代相傳

　　2021年1月28日，中國科學院院士王綬琯先生走完了98歲的人生歷程。作為我國天文學界的泰斗、射電天文的奠基人，他為我國天文研究事業(yè)做出突出貢獻。他甘為人梯、獎掖后學的育人精神，也成為培養(yǎng)科技創(chuàng)新后備人才的寶貴遺產。

　　上世紀90年代，帶著為國家培養(yǎng)杰出創(chuàng)新人才的責任感和使命感，王綬琯致函數(shù)十位院士和專家，呼吁共同開展“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活動”，為有志于科技事業(yè)的青少年成長搭橋鋪路。這一提議得到了錢學森等60位科學家的積極支持，1999年6月，他們發(fā)起成立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樂部。從此，有潛質的“科學苗子”，在成長的關鍵階段，有了一個走向科學殿堂的平臺。

　　王綬琯親自設計活動規(guī)則，考察評議學生，親自聯(lián)絡專家對學生進行指導，動員北京高校、科研院所對中學生開放。在他的動員聯(lián)絡下，王乃彥、鄭哲敏、黎樂民、匡廷云等800多位著名的院士專家加入進來，100多個實驗室常年向中學生開放。

　　20余年間，先后有5萬多名中學生參加了俱樂部的活動，其中約3000人走進178個科研團隊及國家重點實驗室參加“科研實踐”進所活動。有的早期會員已成為國際科學前沿領軍人物，在科研上獨當一面。

　　我國數(shù)學家華羅庚曾說，人有兩個肩膀，我要讓雙肩都發(fā)揮作用：一肩要挑起“送貨上門”的擔子，把科學知識和科學方法送到工農群眾中去；另一肩要當作“人梯”，讓年輕一代搭著我的肩膀攀登科學的更高一層山峰，然后讓青年們放下繩子，拉我上去，再做人梯。

　　正是在老一輩科學家們的悉心栽培下，一代代青年科技工作者得以施展拳腳，為我國科研創(chuàng)新工作注入不竭動力。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在新時代的浪潮中，以科學家精神為引領，肩負起歷史責任，開拓創(chuàng)新，砥礪前行，廣大科技工作者一定能跑出中國發(fā)展的“加速度”，為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