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友勝（湖南科技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省級重點研究基地教授）

　　蘇軾特別推崇莊子，將其許為千年知音。他應蒙城縣令王競之約撰《莊子祠堂記》，表達對莊子思想的深刻領(lǐng)會與獨到見解。據(jù)統(tǒng)計，“莊子”“莊周”及“逍遙”“齊物”等詞在蘇軾詩詞中曾出現(xiàn)多達22次。如“早歲便懷齊物志”（《次韻柳子玉過陳絕糧二首》其二）、“還家傲似蒙莊子”（《和南都趙少師》）、“逍遙齊物追莊周”（《送文與可出守陵州》）等句，表達其追慕莊子率性自由、泯滅事物差別的卓見與睿思。如果說陶淵明在古代文人中第一次生活化、實踐化了莊子的生命哲學，那么蘇軾可謂古代第一位將莊子的生命哲學詩化的文人，兩者在生活藝術(shù)的契合點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維度。

　　超然物外，追求自由人生

　　在對待物質(zhì)生活的看法上，莊子主張簡單質(zhì)樸，追求自由的人生。他的《逍遙游》以“游”設喻，通過大鵬與蜩、學鳩等微小動物的對比，闡述“大”與“小”之別，指出無論是不善飛行的蜩與學鳩，還是能借風力飛至九萬里高空的大鵬，它們均“有所待”而無法自由生活。作者所追求的是“無所待”的境界，認為只有消除世俗觀念之束縛，泯滅物我之別與是非之辯，以審美的眼光觀照萬物，從“小我”到“大我”，才能達到無己、無功與無名的絕對自由的人生境界，實現(xiàn)真正的逍遙之游。

　　在中國古代文人中，最能理解莊子“無所待”的生命境界并努力踐履的，非蘇軾莫屬。蘇軾仕途越蹭蹬，生活越不順，就越能在精神上走近莊子，創(chuàng)作流傳千古的詩文杰作。他貶官黃州時所作的《雪堂記》在構(gòu)境與創(chuàng)意上，可以說是莊子《逍遙游》的翻版與復制。文章開篇概述雪堂的位置和得名，緊扣“雪”字，由筑堂于大雪之際到繪雪于四壁，再到舉目所見無非雪者，表達了自己對自由、純潔與美好的向往。在他看來，雪堂不僅是供居住的物理空間，實則是其安頓靈魂的精神家園。蘇軾的朋友多有品格不凡、行為放浪的“異人”“奇人”，如在黃州時的好友、同鄉(xiāng)陳慥，“世有勛閥，當?shù)霉伲箯氖掠谄溟g，今已顯聞”，而他卻“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均見《方山子傳》）。陳慥出身顯赫，理應做官，卻住茅屋，吃素食，不與社會各界來往，放棄坐車騎馬，毀壞書生衣帽，徒步在山里來往，沒有人認識他。其淡泊名利，追求率性自由的高格，接近莊子“無所待”的生活境界。

　　蘇軾認為凡是俗世利欲盡消的地方，優(yōu)勝的妙解自然突出明了。如其《超然臺記》開宗明義：“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瑋麗者也。”自陳自錢塘移守密州后，物質(zhì)生活遠遜在杭州時，但精神上卻怡然自樂,“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游乎！’”最后追述快樂緣由：“以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于物之外也。”說明之所以到哪里都快樂，就在于自己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即把一切事物都置之度外，無所希冀，無所追求，與世無爭，隨遇而安，就不會有煩惱。

　　等視萬物，追求樂觀人生

　　在對待生死出處的看法上，莊子認為一切事物歸根到底都是相對的，不存在差別，沒有是非、美丑、善惡及貴賤之分。他在《齊物論》中連續(xù)借用七個寓言故事，闡述齊物與齊論的關(guān)鍵在于忘記死生與是非，所謂“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其《逍遙游》亦云：“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此大年也。”在他看來任何事物都是相對的，人們均以活到八百歲的彭祖為長壽者，可比起冥靈與大椿，他的壽命又何其短暫。莊子這種齊萬物、一死生的思想，輕視有限時空，追求順應自然、抱真守樸、虛靜淡泊的至高境界，都對蘇軾產(chǎn)生了深刻影響。

　　蘇軾最善用莊子“萬物齊一”的哲學觀來指導生活、化解痛苦與凈化心靈。他等視萬物，追求樂觀人生，自己雖屢遭貶謫，仍覺“也無風雨也無情”（《定風波》），那些不能面對挫折的人，之所以痛苦，均因“游于物之內(nèi)，而不游于物之外”（《超然臺記》）所致。《東坡志林》卷二“三老語”條載，三位老者自夸壽年：一曰少年時與盤古有交情；一曰每次海水變桑田就投下一簽，如今簽子已滿十間屋；一曰食蟠桃后所棄之核如今已堆積如昆侖山之高。三人相爭，互不相讓。可在蘇軾看來，若與無限的宇宙相比，他們的壽命其實與不知晦朔的蜉蝣、朝菌二物并無不同。蘇軾對待日常生活中的得失、是非與憂樂均表現(xiàn)出超曠的心境。其《薄薄酒二首》其一云：“薄薄酒，勝茶湯；粗粗布，勝無裳。丑妻惡妾勝空房。五更待漏靴滿霜，不如三伏日高睡足北窗涼。”作者主張關(guān)注當下、泯滅事物差別，消解人生困境，保持生活快樂，這實際就是莊子等視萬物、化苦為樂思想的折射。

　　蘇軾有時借用飲食題材表現(xiàn)其安貧樂道，知足常樂的人生理念。他在儋州作《菜羹賦》描寫了煮蔓菁、食苦薺時的達觀態(tài)度：“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煮蔓菁、蘆菔、苦薺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作者身貶僻地，偶有飲食不給，借野菜粗食以度日的窘?jīng)r，但能自許“葛天氏之遺民”，樂觀自適，超然物外，表現(xiàn)出一種孔顏之樂的態(tài)度。

　　寄情山水，追求審美人生

　　莊子比較早地認識到自然之美，經(jīng)常游覽于山水之間，悟道自然，追求審美人生。其《知北游》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表達人面對自然美時說不出話來,或自然美得無法用言語表達，故看到山水林木，或丘陵土地，自然就會感受到無比快慰。其《秋水》又曰：“天下之水，莫大于海”，“吾在于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作者對山水自然全景關(guān)照與生命體悟，揭示自然山水的內(nèi)在之美，追尋超越世俗的精神場域，體悟出個體生命的渺小與短暫，認識到宇宙自然的廣大與無窮。《莊子》一書所載之“莊子釣于濮水”與“莊子與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兩個故事中，莊子筆下的山水已非對自然的簡單復制，而是對造化的詩意表達與精神追尋，它突破了現(xiàn)實山水空間的有限性，呈現(xiàn)出無限的空間形態(tài)。

　　莊子不僅好林泉之趣，而且他記載的上古圣賢亦多與山林有密切關(guān)系，如“（堯）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逍遙游》），“（黃帝）聞廣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在宥》），“二子（伯夷叔齊）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讓王》）。蘇軾努力步趨莊子生命哲學，追求孔顏之樂與林泉之趣，如貶謫黃州時，他就將山水視作安放受累心靈的精神空間。其《答李端叔書》說：“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間。”其《赤壁賦》亦曰：“況吾與子漁樵于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長終。”作者這種將自我與宇宙相對照的認識觀來自莊子。在他看來，山水的藝術(shù)精神超越了山水的物理空間，縱情山水的審美境界拓展了審美主體的胸懷。因此，如同莊子一樣，他對山水之游的喜愛貫其一生，始終將游覽視作一種審美實踐，追尋詩意地棲居，即使貶謫嶺海，仍然如此。如“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二首》其二），“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真吾鄉(xiāng)”（《吾謫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九死南荒吾不恨，茲游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蘇軾通過自然審美,體認到自身的生命價值,實現(xiàn)了人與自然世界的和諧交融。

　　綜上所述，蘇軾的生存方式與生命價值觀的確在許多方面都和莊子心心相挈，神韻相通，其追求自由、樂觀與審美的生活觀，均可在莊子的生命哲學那里找到理論源頭。莊子是蘇軾生活實踐與生活藝術(shù)的標桿與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