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獲省委書記推薦的《先生向北》策劃出版過程——

　　聊出來的文脈選題 再現一代文人情懷

　　在《先生向北》新書發(fā)布會上，長春出版社向吉林大學檔案館和讀者代表贈書。 長春出版社 供圖

　　“問了好多家書店，《先生向北》這本書都沒有貨了，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能買到？”連日來，長春出版社不斷接到讀者打來的電話，詢問在哪里能夠買到《先生向北》這本書，他們得到的明確答復是，正在加班加點加印，很快就能夠買到。

　　今年11月15日，吉林省委書記黃強在吉林省教育科技人才大會上薦書《先生向北》后，一時間“洛陽紙貴”。《先生向北》一書追憶了先生們當年憑借一股學術領域的“拓荒精神”，滿載人文情懷，隆起東北文脈。

　　關于這個選題策劃和寫作背后的故事，《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記者在第一時間采訪了長春出版社第一編輯室主任、《先生向北》責任編輯孫振波。

　　得知線索連夜聯(lián)系作者簽約

　　“說到《先生向北》這本書，不得不提我們2017年策劃的《金毓黻文集》，這也是后來出版《先生向北》的一個背景。”孫振波如此說。

　　他向記者介紹，六七年前，編輯室在出版社領導的統(tǒng)一部署下，將發(fā)掘、整理、宣傳區(qū)域歷史文化作為一個選題的發(fā)展方向。近現代歷史學家金毓黻先生在長春工作過一段時間。可以說，金先生是近代以來在東北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位可以稱得上大師的先生，其500余萬字的《靜晤室日記》被稱為“民國四大日記”之一。《金毓黻文集》出版后，長春出版社專門在2017年7月19日組織召開了“紀念金毓黻先生誕辰一百三十周年學術研討會”，《先生向北》的作者鮑盛華在當時也參加了這次會議，金毓黻后來被他寫入到了《先生向北》當中。

　　在此前后，長春出版社還策劃了一套反映長春歷史文化的叢書——“長春記憶”歷史文化叢書。“基于這兩套書和我們的選題方向，我們對涉及區(qū)域歷史文化的選題就格外敏感。”孫振波告訴記者，2018年初，《金毓黻文集》編委會成員在一起聊天，聊到在吉林或者東北還有沒有像金毓黻這樣的學者值得我們去發(fā)掘。《金毓黻文集》主編、時任長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的姜維公說，鮑盛華最近寫了《先生向北》，里面寫了一些來吉林的文學家、教育家、科學家、思想家的事跡，正在微信公眾號上連載，寫得很好。

　　“這讓我眼前一亮。等我回到家已是晚上10點多鐘，但擔心第二天把這件事給忘了，于是我就趕緊給鮑老師發(fā)信息，將想約《先生向北》這部書稿的事同他說了一下。”孫振波回憶，第二天，時任長春出版社副社長的李春芳也給鮑盛華打電話，談了約稿一事。經過不到一個星期的溝通，長春出版社就和鮑盛華簽訂了出版合同。

　　在一碗湯面中解決書稿問題

　　“說到這本書讓我興奮的地方，我想是它讓我改變了對東北原先的刻板印象。此前，很多人會認為東北是蠻荒之地，無文化可言，更與先生沾不上邊。”孫振波介紹，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東北文化的話，就會對這些刻板印象產生不同的看法。在東北，有新中國最早的汽車制造廠、新中國最早的電影廠，以及我黨親手建立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等。新中國的工業(yè)、文化、高等教育，很多都在這里起步，它們見證著現代東北文化的奠基、發(fā)展和壯大。孫振波說，《先生向北》里描繪的知識分子群體，讓我們在追慕這些先生的同時，更應該學習他們那種積極投身于時代的偉大精神。

　　“我此前便與鮑盛華老師熟識，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儒雅的君子，博學而謙遜，溫文爾雅，就和書中的先生一樣，沒有一點架子。”孫振波對記者說，他在和鮑盛華組稿過程中，溝通起來也非常順暢。他提出的修改意見，鮑盛華確認后基本上都能接受。給孫振波印象比較深的是，由于他們兩家住得比較近，討論書稿問題一般都是在下班之后，他們常常約定在一家快餐店里，就著一碗熱騰騰的面條就把書稿里遇到的問題給解決了。

　　孫振波介紹，1945年，抗日戰(zhàn)爭取得全面勝利，中國共產黨將戰(zhàn)略重點轉移至華北和東北，為了配合這一重大決策，原來在延安及其周邊的大學和科研院所紛紛北上東北。《先生向北》這本書并不以時間順序鋪陳而敘，而是以1961年張伯駒、潘素夫婦二人北上吉林作為全書的引子，并以二人的生活和社會活動作為線索，逐步勾連出身邊一位又一位先生。作者在搭建該書的框架中，為什么會選擇這樣編？孫振波說：“我覺得這是作者有意而為之，也是《先生向北》構思巧妙之處，這樣會使得對人物的敘事立體豐滿，不落俗套。”

　　以滿懷敬佩的文字徐徐展開

　　“我更為印象深刻的是，《先生向北》這本書通過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東北知識分子群體的考察和追憶，將一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同新中國成立之后篳路藍縷創(chuàng)業(yè)的艱辛歷程交織在一起。”孫振波向記者介紹，鮑盛華不僅書寫了張伯駒、潘素、宋振庭、呂振羽、于省吾、公木、匡亞明、唐敖慶、羅繼祖、金景芳、高清海等一代文化名流在東北大地上留下的瀟灑人生，讓作為責任編輯的他看到了傳統(tǒng)文人身上的那種風流雅致，更寫下了這一知識分子群體在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在十分艱苦的條件下，不計個人得失、殫精竭慮，為東北乃至新中國的社會發(fā)展、高等教育事業(yè)的創(chuàng)建與文脈的傳承等所付出的努力和無私奉獻的崇高精神。

　　如果說東北文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隆起離不開先生們在各自領域的拓荒與建設的話，那么先生的名錄里決然少不了諸如宋振庭、匡亞明、佟冬等伯樂式的領導與管理者。他們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向我們詮釋了先生的另一種含義。正是因為有了佟冬這樣披荊斬棘、求賢若渴、不求私利的院長（所長），才有了大師級學者北上講學，才有了東北文史研究所科班培養(yǎng)的各方英杰。這樣的先生是伯樂，是引路人，是人梯！同時，先生們也為東北這片沃土的文脈再次隆起，播撒下了希望的種子。

　　孫振波對記者說，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他想對于新時代的吉林人來講，我們也應該沿著先生的足跡，發(fā)揚他們的精神，加大發(fā)掘、利用吉林歷史文化資源的力度，把吉林的歷史文化整理好、宣傳好，吸引更多的人來吉林，賡續(xù)文脈，再現當年盛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