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運河文化與明清小說創作

　　古代長篇小說在地理空間的設置上有一個較為顯著的特征，那就是，故事雖是虛擬的，但其中的地理位置和人物的位移路線常常是基本真實甚至是精確的。明清小說中寫及京杭大運河者，基本都會將地名真實地寫出。人物外出游歷時，則將水陸車船等交通方式也交代得明白，還會將地理元素如地名、地理景觀、方向和路線等記述下來，讀者可以依據這些記載勾畫出大致的旅行圖來。即便像《三國演義》，為了便于書寫戰爭，設計情節時會將現實中的地名來個“按需”位移，但其故意為之的用意是明確的，讀者也認可。《金瓶梅》借用了《水滸傳》中武松殺嫂的故事，卻故意將故事發生的地點從清河縣（與陽谷縣為鄰）移至實際的運河重鎮臨清（刻意混淆清河和臨清）。這說明作者極其看重臨清作為運河重鎮對故事敘事和主題表現的作用。

　　《紅樓夢》很特別，開篇即云“朝代年紀,地輿邦國,卻反失落無考”，實際上它寫的是清代康熙年間發生在北京的故事。書中雖明確寫及或提到過京師、金陵、姑蘇、揚州、京口、毗陵驛這些運河城鎮，但曹雪芹似并未直接賦能大運河去敘事和修辭。然其創作的構思和思想觀念的抒發，又緊系著大運河。可以說，運河文化對曹雪芹的觀念、情感、心態及文化意識的影響是深刻的。我們讀出《紅樓夢》的運河文化底色，即可進入一個理解力和閱讀經驗合體的新秩序之中。

　　京杭大運河自元代溝通南北以來，不僅改變了以往歷代以關中或中原控制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以北控南、以南養北的政治、經濟格局，同時，它對促進南北文化的交融，也在內涵上與速度上超過了以往。明成祖朱棣將首都自南京遷至北京后，依然“兩都并立”，仰仗著南京的經濟和文化優勢。大運河縮短的不僅是南方與北方的交通時間，更重要的是拉近了中國南北文化的距離。中國南北兩種文化的撞擊與交融，改變著中華文化的內涵，消融著南北的差異，也整合著中華文化的結構和格局。

　　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明清兩代的小說，無論是文言小說還是白話小說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輝煌成就，一定程度上體現了運河貫通帶來的市井文化的興盛。粗略估計，明清小說中有七八成可稱作運河流域小說。可考的作者多來自京杭大運河沿岸，小說內容或多或少地反映了運河流域的社會生活，關乎著運河文化。優秀的章回小說如《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儒林外史》《兒女英雄傳》都不同程度地寫到了以大運河為舞臺的故事。作為世代累積型小說的《水滸傳》，其主要故事自宋代到元朝就在運河沿岸的民間廣泛流傳著。梁山泊是大運河（會通河）的重要水源地，小說中貫通南北的水路指的就是會通河。它書寫的風俗、飲食、方言至今還傳承在魯西運河沿岸。文人創作的小說對運河文化的反映則更為深刻。《金瓶梅》描寫的是明末的社會景況，它將故事的主要地點設置在山東河北交界處的運河城臨清，由京杭運河這條暗線為讀者勾畫出一幅明代經濟和商貿地圖，并且描繪了由于商業的巨大發展，社會形態和思想觀念的重要變革而導致的南北文化交相融匯的基本面貌。從文人創作的世情小說的角度而論，《金瓶梅》被視作《紅樓夢》的取徑樣板，被稱作“壸奧”。如果從反映運河人家和運河文化的角度來論，前者無疑是直接的，而《紅樓夢》則是隱寫的。讀者從小說對運河城鎮地名的設置、人物南北遷移的書寫，及習俗風物描寫所反映的南北文化的交融與碰撞之中，發現了被《紅樓夢》設為底色的大運河文化。這種隱寫是符合全書“將真事隱去”“用假語村言”的寫作策略的。

　　與《紅樓夢》產生在同一時期的《儒林外史》，主要描寫的是以南京為中心的江南士紳的生活，它對運河城市揚州、蘇州、嘉興、杭州特別是最為重要的運河輻射城市南京都是顯筆直書。作者吳敬梓，寓居南京，病死在揚州，他非常熟悉運河城市的生活，其筆下的各色人等，因各種原因奔向文化發達、經濟繁榮的運河之都，書中大小人物都在流動之中。他們的日常出行多走水路，哪怕從徽州府回浙江臺州，也要船到蘇州再換大船過杭州。這些描寫足以說明京杭大運河與那個時代物質和精神生活的密不可分。正如我們所知，中國的文化傳統不是單一的而是相當豐富多彩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就分別與傳統文化中不同的層面相對接，它們源流不同，宗旨有別。兩書在旨趣上，前者立足于儒家、社會和責任，后者立足于道家、個人和情感，很是不一樣。雖說兩書都充滿了濃厚的“親歷”氣息，但因主要人物的人設和小說主旨的不同，《儒林外史》的敘事空間具有很大的流動性，而《紅樓夢》設置的是花園模式，賈府府邸和大觀園是故事的主要發生地，那里是書中重要人物投奔聚集的場所，屬于內空間敘事。故而，大運河在《儒林外史》中是清晰可見的地理空間，書中直接書寫了運河沿岸的自然山水風貌、地域人文風俗和城市生活圖景；而大運河在《紅樓夢》中則是未著濃色但卻也鮮活的存在。小說非常明確地設計了金陵和京都作為賈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原籍與居住地，并于隱、顯之間構建了南北相對、虛實相應的兩個中心。大運河連接南北，它是流動著的水路，人、物經它輸送；它是交流的廊道，南北文化經它溝通。《紅樓夢》不僅是曹雪芹緬懷其百年家世的產物，更是他汲取中華文化思想的藝術結晶。讀者需要對南北經濟、思想、文化的屬性特色，對清代初中期政治歷史，都有一定的認知，并且具有想象空間的動態建構能力，方能將小說的旨趣領悟到位，才能對其文化意蘊深加體悟。

　　被譽為“清代小說的后勁”的《兒女英雄傳》，寫的是正黃旗漢軍世族安家的故事。作者文康出生時曹雪芹已過世三十年，《紅樓夢》所反映的民族融合特別是南北文化的交融，到了文康筆下越發直接、深入。書中所書旗人安學海近五十歲中進士，揀發了山陽縣的河工知縣，上任不過半載便在河務中被陷害獲罪。其子安驥在營救父親的過程中得以成長并且不畏宦海艱險依然積極通過科舉入仕。文康借寫實性強的俠義小說來“抒其未遂之志”，其旗人心態是積極進取的，完全不同于曹雪芹的道家心理。如果說京杭大運河在《紅樓夢》中還是文化底色，到《兒女英雄傳》中就已是人物命運所系和敘事空間所據的重要支撐了。《兒女英雄傳》寫出了淮安的河政中心地位，通過對河督其人、河務施政和晉升渠道的描寫，很真實地記錄了晚清的河工不力的實況。因為文康本人在松江知府任上督修過華亭海塘，又做過天津道，他使用起河工術語來得心應手。他對運河沿線上茌平和德州碼頭與城隍廟的描寫則活畫出南運河獨特的運河風情。

　　自清代流傳下來的十三部《紅樓夢》續書中，有八部寫及京杭大運河。其中《紅樓復夢》《紅樓圓夢》和《續紅樓夢稿》三書在空間敘事、情節安排、人物塑造中，均目的明確地利用大運河及運河城在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上的突出地位，賦予了大運河以承載乃至支撐整部小說主題或框架的功能。

　　明清小說對大運河的書寫，反映了運河區域南船北馬的交通狀況；記錄了運河城鎮、街道碼頭、鈔關公館、閘壩橋堤、廟觀古跡；記述了運河疏浚、洪澇賑災、行船遇險、河務管理，又描繪和反映了自然景觀、風土民情和官民信仰，甚至寫及平定海匪和抗擊洋人進犯；對成為背景人物的官員、運軍、水手、商人、船民、藝人也有描繪。明清小說引入宦游和旅行模式，使得人物和故事都隨著運河的通運而流動，運河的水、岸、城文化因此得以遠播。

　　（作者：張云，系中國藝術研究院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