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宇宙觀的發展探源中華文明——讀《良渚：撞擊與熔合的文明結晶》

　　良渚反山出土的M12∶98玉琮上的“神徽”，即“神人獸面”圖像。圖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江蘇澄湖遺址出土陶貫耳壺。圖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良渚瑤山出土的M3∶3玉三叉形器。圖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提供

　　《良渚：撞擊與熔合的文明結晶》 李新偉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良渚是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這里的“文明”就是指國家的起源和發展。中華文明探源首席專家、北京大學教授趙輝認為，“良渚作為一個國家已經具備了可以討論其形態的成熟條件”。但是，良渚從滿天星斗和“最初的中國”中脫穎而出的動力和社會本質是什么？李新偉的《良渚：撞擊與熔合的文明結晶》（以下簡稱《結晶》）嘗試回答這個問題。

　　《結晶》共分九章，從天極宇宙觀的宇宙秩序開始，講到良渚對中華文明形成模式的啟示，層次分明，環環相扣。本書的主要內容是對宇宙觀發展和文明起源的研究，也就是對觀念和文明的研究。“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這是古代中國對于“宇宙”的概括，由此對于天地、時空、人的相互關系的觀念信仰，成為中國古代宇宙觀的基礎。古代中國宇宙觀，涉及古代時空觀、輿服制度、哲學觀與科學觀等，其知識、思想的形成與完善，便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探索中華文明起源，離不開對古代中國宇宙觀形成和發展的研究，這是一個需要高度重視的新領域。

　　“天極”被認為是先秦宇宙觀的核心內容。《結晶》提出，在距今7000多年前的高廟文化和雙墩文化中，“天極宇宙觀”就已初步形成，包括七個要點，如天地之間有“維”“柱”相連、天體以天極為軸心旋轉、神鳥有馱負天極之功能等。在解讀凌家灘刻紋玉版、玉鷹核心紋樣八角星紋時，提到這類圖像還多見于紡輪，確切表明它位于可以旋轉的物體的中心。《結晶》還指出八角星紋以及包括紐結紋在內，是“天極”旋轉軸心，并帶動天體旋轉。這一讀識明確了八角星紋的內涵，更為解讀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宇宙觀集大成者——琮的結構和內涵，提供了系統性和連續性的闡釋路徑。

　　琮源于良渚，盛于良渚。考古學家牟永抗最早指出，凌家灘刻紋玉版圖紋與琮結構之間存在內在的聯系，他還歸納了良渚琮的五項特征：內圓外方，琮的母體為中通的筒狀物；每角雕琢圖像，四角及其相鄰兩側為一個加工單元；琮體被橫向等分為若干節，說明已經存在著比較嚴格的數或量的概念；直槽與兩端的射口平齊溝通，成為琮體不可缺失的組成部分；琮體上大下小，只有仰視才能全面地觀察到琮上述五項特征。如此看來，琮外壁的四角和四直槽不僅是天、地的“維”“柱”，琮母體的中通的筒狀物，以及貫通的琮射孔，完全就是一個旋轉的軸心，而這個軸心，無疑就是如凌家灘刻紋玉版八角星紋“天極”的所在。良渚文化玉器未見八角星紋，但是良渚文化原始文字中，八角星紋卻是主角。在江蘇澄湖古井陶貫耳壺上，有一組由五個圖符組成的原始文字，首字即八角星紋，接著是一條長橫線，形似解釋概念的破折號，然后是包括豪華安柄鉞在內的三個象形圖符，寓意深邃。

　　關于良渚神人獸面像，《結晶》以系統的圖像演變邏輯提出新解讀，認為所謂“鳥獸合體”圖像，表現的是神鳥馱負神獸，并非二者合體，反映了當時的宇宙觀和相關神話；獸面表現的應該是虎，即天極之神的動物形象；“神人”是人和鳥的結合體，是“人面神鳥”的統治者獲得馱負天極神獸的能力。這些新解比略顯簡單的“神人”“太陽神”，甚至“神祖”等解讀，要豐滿一些，在圖意探索上更進一步，可能會給讀者帶來新的啟發。

　　另外，“魚鳥之變”也是《結晶》的重要內容之一，顛覆了我們對一般彩陶的讀識。《結晶》從探索良渚文化蜷體鳥源流出發，在更廣大的時空范圍內討論魚鳥組合圖像，指出廟底溝類型彩陶中盛行的鳥紋，多以魚鳥組合的形式出現，還表現為同為卵生的鳥，在魚體內完成孕育、生長，再從魚體內飛出的場面，可能具有繁育生長的吉祥內涵。作者進而推測，在浙江海鹽龍潭港寬把杯的杯身上，刻畫了兩條蛇身動物，體內有卵形小圓圈，良渚文化蜷體鳥紋身體內外常見的螺旋重環和圓圈，其實也是形態如卵，因此良渚文化蜷體鳥紋表現的，可能是鳥在水生蛇身動物中繁育誕生的主題。之前有學者曾討論過，從河姆渡文化所謂“雙鳥朝陽”，到良渚文化鳥立高臺圖符的“卵生”的象征性意義，較之以往，《結晶》的闡釋顯得更為宏闊。筆者認為，結合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缸內填刻的多個圓圈圖符，其所表現的含義不會是純幾何形式的裝飾。

　　《結晶》最直白、最精彩的論述，是關于良渚對中華文明形成模式的貢獻。書中指出，神鳥協助天極和天極之神運轉、神王與天極之神互通等宇宙觀，在龍山時代仍廣為傳播，而且還普遍出現了天極之神的人格化，尤其是江漢地區肖家屋脊文化和陜北石峁社會的領導者，明顯以良渚為榜樣。良渚早期國家，是各地區撞擊和熔合的燦爛結晶，其榜樣作用，對距今4300年至3800年孕育夏王朝的龍山時代的社會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書中對良渚文化進行了高度評價，并認為隨著考古資料的日益豐富，良渚的“榜樣”形象會越來越清晰，并會改變我們對中華文明形成整體進程和模式的認知。

　　其實，根植于太湖平原核心區域的良渚區域文明，并非自古以來形成的天縱優秀的勝利，而是周邊各地區在經濟模式接近、觀念意識形態趨同和認同的背景下，經過密切交流和充分發展，最后形成的一個爆發式的文明共同體。良渚文明中心的良渚遺址群和所在的良渚古城，至少在馬家浜文化和崧澤文化早中期階段，還是一塊很不熱鬧的處女地，直至崧澤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階段，各路精英才齊聚近100平方公里的良渚遺址群。“人和”是邁入文明時代過程中最大、最主要的變化，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也就是社會和觀念的質變，才導致文明的迸發。

　　近些年，中華文明探源研究提出，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有三點：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出現王權和國家。這個文明社會達到標準的背后動力，是觀念意識形態，是上層建筑，也就是《結晶》討論的主要內容。《結晶》指出，正是如良渚這樣的觀念意識形態傳統，“完成了宗教凝聚大規模人群和構建國家級別社會組織的精彩實踐”，點出了觀念與文明研究的本意。

　　《結晶》作者李新偉是研究中國史前考古、中外古代文明比較的大家。他在讀碩士研究生期間，就曾以良渚文化分期作為研究題目，先后到過吳家埠工作站、桐鄉普安橋發掘工地等地。1995年，他第一次到良渚，在瓶窯工作站住了一周，觀摩典型陶器。此后，他不斷學習良渚文化的新發現和新研究成果，在該領域有著長期深厚的積累。2018年，為配合良渚申遺，我們出版《良渚玉器》圖錄，李新偉欣然以“溫故知新”作文推薦。前些年，我們在他的幫助下，參與他主持的瑪雅科潘遺址發掘項目，深刻感受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內涵。此后，我們組織開展了“世界古文明譯叢”工作，李新偉又以《大九州：中國考古學的世界性》為題撰寫總序，提出“用恰當的文明形成標準認定我們獨特的文明起源和發展歷程”，這也代表了很多中國考古工作者的心聲。

　　探索中華文明起源，如良渚成功的政治實踐的背后，可以看到必定是系統的觀念和宗教信仰在支撐。李新偉曾說，在寫作《結晶》過程中常懷敬意：“細觀器型方圓、紋飾連蜷、神目僨張、獠牙突兀的精微之處，在機緣閃現之際，心中生出般若，思緒如萬千旋云中的飛鳥，與乘獸神王悠然意會。”致廣大，盡精微，作者的學術情懷和精神盡收其中。這不僅是一本關于良渚的學術新作，更是一部文字優美的好書。

　　（作者：方向明，系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