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直到重逢一刻發(fā)現(xiàn)，《紅豆》印記還在，母校印記還在，瞬間拉近了距離 “打個響指吧”

　　□江藝平

　　把《紅豆》的創(chuàng)辦比作打個響指，似乎再貼切不過。

　　感謝作家班宇，借《漫長的季節(jié)》劇中人物寫下那首詩：“打個響指吧，他說/我們打個共鳴的響指/遙遠的事物將被震碎/面前的人們此時尚不知情。”詩的隱喻引人遐思，我就在想，中山大學鐘樓文學社1979年創(chuàng)辦的《紅豆》，不亦類乎此？

　　時隔四十五年，《紅豆》重新結集成冊，創(chuàng)辦者、參與者從四面八方趕來。對于他們，當年打出去的響指余音猶在，只不過那時候的共鳴，那些后來被震碎的事物，都已經(jīng)變成從前。

　　《紅豆》生于康樂園。康樂園正在迎接中山大學建校一百年。在百年中大的漫長季節(jié)里，《紅豆》只生長了兩年，陪伴它的“新三屆”（77級、78級、79級大學生統(tǒng)稱）在校也不過四年。如今它和他們在母校重逢，《紅豆》以另一種形態(tài)回到它的出生地，“新三屆”們也都已進入暮年。惟有母校，青蔥依舊。

　　《紅豆》結集，始于76級學長楊亞基的提議。他在校時出任過《紅豆》編委，畢業(yè)后在廣東出版界深耕多年，編輯出版過不少有影響的作品，惜因積勞成疾英年早逝。這位資深出版家在世時一大心愿，就是把散落塵間的《紅豆》收集成冊。他曾對一起共事的79級學弟劉中國說：“這件事要抓緊做，一轉眼，大家都老了。”楊亞基的夫人蔡瑞平，當年是華南理工大學77級學生，《紅豆》是她和楊亞基的“愛情信物”——楊亞基發(fā)表在《紅豆》的散文令她一見傾心。為了完成丈夫遺愿，蔡瑞平亦傾盡全力。

　　劉中國感動于心，慨然領命，四處奔走，八方聯(lián)絡，一時間海內外應者踴躍，不但集齊了七期《紅豆》，還得到了母校多位師長、學長為《紅豆》題寫的墨寶，撰寫的文章，發(fā)來的視頻。于是就有了厚厚一冊的《紅豆雜志結集》，就有了“新三屆”和母校的一次重逢。

　　翻開《結集》，最吸引我的是《紅豆》創(chuàng)辦者、參與者的回憶文章。七期《紅豆》重新刊行，四十多年前的稚拙淺陋隨處可見，無論多么敝帚自珍，先天不足自是一目了然，讓親歷者再回首時依然心潮起伏的，是小草綻綠沖破凍土的那份倔強，那種勇氣。

　　其實何止《紅豆》。改革開放之初，恢復高考之際，冰雪消融，萬物復蘇，各地大學生不約而同辦起刊物，先是武漢大學《珞珈山》，北京大學《早晨》，接著四川大學《錦江》，中山大學《紅豆》……有研究者統(tǒng)計，從1978年到1980年，全國就有100多所大學辦起200多份學生刊物。

　　須知那時“文革”陰霾剛驅散不久，從萬馬齊喑到眾聲喧嘩，猝不及防地，一個引發(fā)巨大共鳴的響指，就這樣在大學校園里打響了。

　　不到兩年，這些大學生刊物中有許多先后休刊。但是，作為“新三屆”的共同記憶，長久不見的同學，為了這份刊物赴約而來，無論居廟堂之高，抑或處江湖之遠，見面仍是同學。況乎廟堂和江湖都已漸渺，“新三屆”也成了歷史標簽，惟有年少時的書生意氣，尚能讓彼此惺惺相惜猶存共鳴。

　　引起共鳴的，是那時大學生探索和思考勝似“初生牛犢”的無畏。是那時老師們愛護學生有如“護犢”的投入。而承載這一切的，是母校的寬厚和包容。

　　記得《紅豆》問世不久就遭遇一場風波。第二期《紅豆》發(fā)表中文系77級陳海鷹的寫實小說《黑海潮》，首次披露“文革”中的一樁慘案，是中文系主任吳宏聰和系里老師們的仗義執(zhí)言，化解了那場風波。

　　《紅豆》從創(chuàng)辦到重新結集過了四十五年。中大從建立到百年老校走了一個世紀。漫長歲月里，等待重逢的時間總是最漫長，漫長得模糊了記憶，漫長得疏離了彼此。直到重逢一刻發(fā)現(xiàn)，《紅豆》印記還在，母校印記還在，瞬間拉近了距離。

　　當年的《紅豆》主編蘇煒、副主編方風雷，重逢之際憶述《紅豆》創(chuàng)刊、辦刊、休刊的臺前幕后，說者酣暢淋漓，聽者心領神會。那些收進結集里的回憶文章，更似雪泥鴻爪，勾陳出一群大學生、一份學生刊物和一所大學、一個時代發(fā)生的變化——當年誰會想到，今天的蘇煒任教于耶魯大學，蜚聲海內外華文文壇；今天的方風雷作為厚樸基金創(chuàng)始人，創(chuàng)造了中國金融界一個又一個傳奇。

　　在重逢現(xiàn)場，我見到77級老同學邱俊。當年他為《紅豆》管賬，同學們上街賣《紅豆》，讀者寄錢買《紅豆》，每本兩三毛錢，錢經(jīng)他的手分毫不差，《紅豆》休刊時，賬面仍有700元盈余，悉數(shù)交回給系里。邱俊家境貧寒，暑假沒路費回家，留在學校種菜，干一天活掙一毛錢，畢業(yè)時分配到廣東省統(tǒng)計局，以總統(tǒng)計師退休。他比許多人都清楚，廣東作為經(jīng)濟大省，改革開放四十年發(fā)生了多大變化。我向他說起，當年你管一個《紅豆》賬本，現(xiàn)在成了總統(tǒng)計師。他淡淡一笑：“讀大學前，我就在生產(chǎn)隊干了四年會計。”

　　《紅豆》休刊的遺憾終因重逢而釋然。時間的年輪從未停止轉動，它展示了季節(jié)輪回的力量——《紅豆》休刊之時，正是80年代開啟之際。更大的響指在更廣袤的地平線響起，遙遠的事物接連被震碎，其中就包括不斷被改變的我們自己。

　　《紅豆》重返母校，正值中大建校百年。在這所百年老校的恢宏華章中，《紅豆》并不起眼，卻有其獨特價值。因緣巧合的是，康樂園也生長著紅豆樹，它并不高大，無法和校園里偉岸的樟樹、茂密的榕樹相比。但是，夏天去圖書館，走過馬崗頂?shù)那啻u人行道，路邊的紅豆樹落下豆子，鋪陳出青石縫里點點殷紅，別有一種堅實和純粹。

　　如今，《紅豆雜志結集》已經(jīng)收入中大檔案館，成為母校館藏。創(chuàng)辦者們完成了楊亞基學長的遺愿，也實現(xiàn)了自己的心愿。這個心愿，就印在這本書的封面上：“謹以此書獻給母校中山大學百年華誕，紀念改革開放的青春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