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在“生命的幽深處”游弋——陳思和《從廣場到崗位》讀后

　　■ 王宏圖

　　時光荏苒，陳思和老師迄今已在大學從教42年了。恰逢其時，他的新著《從廣場到崗位》新鮮出爐。乍看書名，人們會以為它是一本舊作新編，“廣場”“崗位”這些在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領域中耳熟能詳?shù)母拍睿缭?993年便由他在《試論知識分子在現(xiàn)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中提出，它對20世紀以降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發(fā)展軌跡作了極富原創(chuàng)性的闡釋；盡管爭議頻現(xiàn)，但已成為相關領域研究者繞不過去的話題。但細讀全書后發(fā)現(xiàn)，它全然不是將以前論文加以輯集改編，而是一部新寫的著作。更為引人矚目的是，它拋棄了論著或論文寫作的固有模式，采用了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文體，以自我言說的方式將以往數(shù)十年間提出的諸多關鍵語詞作一番細密的梳理，在回瞻其萌芽、生成、發(fā)展的軌跡中重新作一番整體性的闡述。思和師計劃寫作六本，如今面世的《從廣場到崗位》則是這一系列著述的第一本。

　　全書除開場白和結語外，分為五個單元，作者詳盡翔實地展現(xiàn)了“廣場”“崗位”等詞語浮現(xiàn)的具體歷史場域，并以晚清以來知識界的發(fā)展大勢與流變?yōu)楸尘埃匪萘似湫纬傻膬仍诶砺罚溟g滲透著鮮明的個人化思考與情感體悟。因而這部新作的很多段落帶有回憶錄的色調，只不過它不是聚焦個人的生活事件，而是其精神發(fā)展成長的歷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部理論形態(tài)的個人回憶錄，前些年錢理群先生的《我的精神自傳》與之頗有異曲同工之妙，但后者對個人生活的描述占據(jù)了更多的篇幅。

　　《從廣場到崗位》是一部相當奇特的文本。從外觀看，它采用作者口述方式，帶有相當口語化的色彩和鮮明的現(xiàn)場感，行文流暢明晰，罕有晦澀難解之處。由于全書插入了作者本人和其他學人先前與論題相關的諸多文字，它便不再是一個單一層面的文本，而與那些文本交叉、重疊、折射、擴展，乃至程度不一的反思與修正。它仿佛成了一部蘊含著多視角多聲部講述、聲辯、駁詰的復合文本，思和師不僅和自己，還與朋輩友人以及先賢進行嚴肅的對話，在當下全新的時代氛圍中拓展、深化著已有的精神空間。

　　回顧以往的治學經(jīng)歷，思和師在書中如此夫子自道：“我在20世紀90年代研究文學史理論的時候，很大程度上把這項研究工作視為一種實驗。我不是事先周密設計了一套理論體系，然后去著書立說。我?guī)缀醵际怯脝纹撐牡男问教接懳膶W史理論關鍵詞的各種可能性。”學術研究就其本義而言就是一項探索未知的智力冒險，如果答案一清二楚地放在眼前，又有什么必要去研究呢？這種拾人牙慧的研究又會有什么價值呢！作者在書中論及李長之對五四精神的批評時，引用了他提出的“生命的幽深處”這一措辭。李長之先生的這一提法對思和師的研究曾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他漸漸領悟到，“而所謂‘生命的幽深處’恰恰是我們長期缺乏關注、視而不見的新的研究空間。文學史上許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幽暗深邃的空間，正是需要我們去探幽尋勝、有所發(fā)現(xiàn)的。”

　　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對于新興的理論名詞話語習慣于吹毛求疵，難以容忍有一丁點粗陋、不完美之處。他們期盼的是一個盡善盡美的論述框架，層層遞進、形成閉環(huán)完美的論證。但它貌似無懈可擊，其實阻斷了思想進一步深化、開拓的可能性。思和師有關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許多關鍵詞術語（例如“民間”“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世界性因素”“無名”與“共名”以及“新文學發(fā)展整體觀”等）自問世以來，經(jīng)常被人指斥為存在著含義不清、邊界不明、態(tài)度曖昧等缺陷。熟悉思和師的人都知道，他從來都不是從一個先定的概念框架出發(fā)展開論述，而是通過對個別、具體的問題研究，不斷開辟出新的研究空間，抽繹出新的理論解釋。而上述那些貶義語展示的恰恰是他探索、思考時的真實情狀，是對說不清道不明的“生命的幽深處”的碰觸。自然，思和師并未止步于此，而是努力“通過解讀一系列創(chuàng)作文本，不斷地充實和豐富關鍵詞內涵，使關鍵詞逐步顯現(xiàn)出自身的豐富性和多義性”。任何人都不可能窮盡真理，生命的幽深處總潛藏著未知的機理、脈絡，它永遠等待有心人進一步的探索，而思和師正是這樣一個目光敏銳犀利的有心人。對于廣場、崗位這類關鍵詞，思和師的這本新著本身就是一次新的闡釋，將先前被遮蔽的隱微層面曝光于世。

　　在此，我想起穆旦當年寫下的詩句，它們向生命的幽深處投上深情的一瞥：

　　靜靜地，我們擁抱在

　　用言語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們沉迷。

　　而這一“生命的幽深處”不僅僅存于業(yè)已逝去的往昔歲月中，它更遍布于當下的時空、在周圍熱氣沸騰的生活之流中。無論是對“廣場”“崗位”等術語的闡發(fā)與辨析，還是對其他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話語構架的搭建，思和師孜孜以求的并不僅僅是純學術的探究，更多的是通過理論話語的闡釋，表達自身在當下的生命體悟與感受，表達一個知識者在時代巨大的變革潮流中精神上的探究與回應。早在上世紀80年代，他在談及《中國新文學整體觀》一書時曾坦言：“一個知識分子，如果對當代生活沒有激情，沒有熱望，沒有痛苦，沒有難言的隱衷，那么，他的知識、他的學問、他的才華，都會成為一些零星而沒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學研究雖然不同于文學創(chuàng)作，但在冷靜的學術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熱情支持。”不難發(fā)現(xiàn)，30余年前他對新文學發(fā)展中的“現(xiàn)實戰(zhàn)斗精神”“現(xiàn)代戰(zhàn)斗意識”和“懺悔意識”等論題的闡發(fā)中秉持的學術激情和現(xiàn)實關懷，沿續(xù)到了今天，也成為《從廣場到崗位》一書的主基調。它映射出百余年來中國知識者精神追求與上下求索的軌跡與傳統(tǒng)，給人以多方面的啟迪，并激發(fā)人們勇敢地勘察邁向未來的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