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我想寫出多情的敦煌（創作談）

　　《敦煌》書影

　　陳繼明近照

　　2018年，我的長篇小說《七步鎮》缺一個合適的結尾，我和責編付如初進行過細致討論，一直舉棋不定。后來我把另一部長篇小說數千字的開頭直接移植過來，做了《七步鎮》的結尾，她只留下了其中的1/5。這個結尾也就無意間牽出我和她關于“下一部寫什么”的一次談話。

　　我預想中的下一部作品原本是另外一個故事。付如初則建議，干脆“寫寫敦煌”。我問為什么，她說了很多，大致有三層意思：一是，西部是一個容易寫出好長篇的地方；二是，敦煌是寫不盡的，你是甘肅人，為什么不寫寫敦煌呢？三是，你有以小見大的能力，你是可以鉆進去的。

　　她的這些話打動了我。我當時就答應了她，我說，給我幾年時間。

　　接下來，我一邊寫別的東西，一邊在“半真半假”地準備“寫敦煌”。作家大概都有這樣的習慣，讓一部小說先在頭腦里生根發芽、慢慢生長，給它一個長大的過程。或自覺，或不自覺；或有意，或無意，我也一樣。這個過程必不可少，沒有例外。這期間，閱讀、記憶、經歷、想象，勇氣、懶惰、頹廢、恐懼，理性、情感乃至種種偶然、一切見聞、生活本身，所有的東西都成為頭腦中那個故事的“氧氣”，供養它默默成長。也許用了半生的時間，也許只是兩年三年，它終將成為一個模糊的生命，呼之欲出，到了不寫不行的程度。

　　2021年，我正式開始寫“敦煌”。

　　開始寫的時候才知道，頭腦中的故事近似于空氣。頭腦中的一切，現在僅僅變成了一種私密的富有誘惑的寫作沖動，巨大的麻煩剛剛開始。人物、時代、節奏、結構、篇幅，都要一一考慮。一次令人神往的探險，不能缺少精心、細致、科學的籌備，這個階段我當然并不陌生。但是，寫敦煌，艱巨程度還是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次，我沒信心寫下去了。付如初問過我幾次，開始了沒有？我撒謊說開始了，幾千字了。其實還沒動筆。總之，這部小說的開頭是我寫作史上付出心血最多的。好在我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決心，2022年初，我終于可以寫下去了，用了一整年的時間寫完初稿。

　　長篇小說《敦煌》的故事發生在唐貞觀年間，主要設計了三條線索：最主要的一條是唐王李世民的畫師祁希來到敦煌后的故事。小說中，祁希天賦過人、早慧，學藝師從閻立本等名師，曾隨李大亮的部隊征討吐谷渾。來到敦煌后，他隱姓埋名，一為體會壁畫藝術的高妙，二為了解民瘼以為朝廷決策。我想通過他這條線索，捕捉敦煌的藝術色彩，書寫唐王朝和西域的關聯。

　　第二條是吐谷渾人。歷史上，吐谷渾為唐所滅。小說中，吐谷渾兵敗之后，貴族慕容豆跑到敦煌，意圖隱身以“活國”。不料，他與漢族女子足娘產生深深情愫，上演了一場地老天荒的愛情。這條線，一為呈現敦煌的多民族雜居色彩，二為反映民族融合的歷史。

　　第三條是敦煌本地的漢人令狐一家的悲歡離合。有了這條線，敦煌的日常和風沙綠洲一起，呈現在讀者眼前。

　　但我不想把《敦煌》寫成常見的歷史小說。換句話說，我想讓這部寫歷史的小說，具有足夠的當代感。只是有當代感，不見得要寫成所謂的當代小說。好在，在這樣的兩難境地中，我找到了一種敘述的方法和語氣。另外，我特別加入了一個現代人，他自認為是吐谷渾的后代。我用“元小說”的技法，讓陳繼明也出現在小說里，讓他和我成為好朋友，我們的友誼一直延續到他離世。在小說里，我盡可能把他寫成一個有血有肉的人，他有真切的痛苦和掙扎。

　　人，是文學的重心。在這里，敦煌壁畫中的眾神與人的距離如此靠近。人性，人的命運，人的尷尬，顯得比任何其他情況下更加清晰。人如同直接生活在鏡子里。敦煌是鏡子，千佛洞是鏡子。在鏡子面前生活的每個人，同時是自己的“終極關懷者”。他們生活在當下的一時一刻，也生活在“總體糾結”中。我希望，通過《敦煌》，每個讀者也成為自己的觀眾。看書中的人物等于看自己。實際的效果最好是，人人都有一座自己的敦煌。

　　既然想讓這部小說跟所有人產生聯系，我也就放下了自己的野心，也隱藏起我的匠心，我想讓讀者看到的樣子是，散散漫漫地寫，駁駁雜雜地寫，平平常常地寫。當然，我仍然要寫出緊張感。只不過，我想寫出一種別樣的緊張，看不見的緊張。當故事的發展遇到一些重要關口時，我可以選擇大片講故事或者商業片寫橋段的路數，但是，我不。我選擇躲開，選擇走向人心，走向生存。關于敦煌的小說，我想對故事和人都懷有足夠的敬意。

　　當然，讓我抱有敬意的，還有天地萬物。從一開始，我就堅定地認為這部小說里不能缺少動物。比如狼、駱駝、羊、老鼠。它們不是點綴，它們和人的故事始終并駕齊驅。他們是敦煌的靈性，是藝術的靈感，是天地的見證。總之，從各個方面，我都想寫一部不僅僅和敦煌擦肩而過的小說。換句話說，我想以最大的勇氣直接進入敦煌的內部，寫一部觸及敦煌心魂的小說。

　　這個心魂，少不了女性。唐代的女性，多姿多彩。在唐代長安、洛陽等大城市，胡女是一道風景。唐代的敦煌壁畫中，女性的數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形象自然飄逸，充滿朝氣，她們在天地間自在飛翔。所以我想在這部小說里好好塑造幾個女性形象。足娘、令狐琴、智忍花、虞月、三娘子……每一個我都用了情。

　　是的，寫這部小說，我在史實準備、細節儲備之外，投入最多的就是感情。我想寫出多情的敦煌，它博大、憂傷、慈悲。它被眾生塑造又俯瞰眾生，它養育眾生又被眾生養育。我只想循著自己內心對敦煌的愛。所以，寫作之前，我并沒有任何先在的結論。關于民族融合，關于文明進程，我和讀者一樣充滿好奇。我想首先還原事件的繁雜性、豐富性和在地性。在敦煌，我最感興趣的仍然是人，在所有復雜的事件中，人的表現是怎么樣的，無論漢人還是吐谷渾人。

　　初稿完成后，我第一時間交給付如初。她提了很多建議，很有建設性。然后我又用一年時間進行修改。一年中的大半年，我棲身于廣東珠海的一座小島上。可以說，現在小說中一半的氣質來自修改。改完之后我再給付如初，她有了一些零碎的好評。然后，她開始邊提意見邊鼓勵，我于是再改。得到這位第一讀者真正的好評，是在校對的時候。實際上，直到出版前，我們仍然在討論局部的修改。

　　可以肯定，這是我修改最多的一部小說，也是我迄今為止最滿意的一次寫作。作為一個西北人，我終于給敦煌畫了一幅像——我心中的像。它帶著唐朝的沸騰，也帶著今天的安寧。一定會有人拿日本作家井上靖的《敦煌》跟我的作對比，我心里是歡迎這種對比的。我想，我的《敦煌》或許更是屬于我們的敦煌。

　　（作者系廣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