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涌豪

　　　　“當下我們如何重讀中國傳統經典”，此話題涉及三個關鍵詞，“當下”“經典”與“重讀”。乍看每個詞的義界都很分明，其實彼此間的關系聯動，仍含藏有許多深意需要闡明。這是我們今天之所以還要拿這個題目來作討論的原因。

　　　　當代人的困境

　　　　一段時間以來，市場經濟高企賦予物質無遠弗屆的力量，使得與之相應的一系列世俗原則嚴重擠壓了意義與價值的存在空間，閱讀、尤其經典閱讀因此不再被視為可助人成長的精神資糧。而大數據時代信息技術和融媒體發展造成的傳播的虛擬化傾向，更讓讀書易為讀屏，經典、尤其傳統經典因此在新一波娛樂化、碎片化的“輕閱讀”風擠壓下，成為最先被大眾舍棄的對象。及至當下，消費降級帶來的種種無力感和不確定感，讓許多人開始感覺到物質力量的邊界效應在遞減，進而意識到人雖不能超脫世俗日常，但天地本寬，忙者自促，要擺落汲汲營求的功利，變茫茫無著的無助空虛為有自尊、能自主、得自強，精神力量的加持不可或缺，終使克服冗余需求、嘗試簡單生活，成為一種新的目標追求。

　　　　但遺憾的是，在與社會及自己和解的同時，富含人生智慧與覺解的傳統經典并沒有因此重新被人喚回，尤其與一味恬退順應相對待，其所揭舉的那種力行無倦、勇猛精進的心性砥礪與人格淬煉，并沒有因此成為人應對個體無力感與失落感的精神動力。即使有人意識到它的核心充溢著這種力量，也因為受過往種種粗鄙化改寫及類型化消解的迷惑，失去了正確打開并進入的方法。所以，當太多人為自己雖擁有信息卻缺乏知識、雖擁有知識但缺乏價值感到苦惱，重新從傳統經典中找回初心，以灌溉生命，就成了社會普遍的心理訴求。

　　　　經典的力量

　　　　傳統經典敬祖先，重人倫，崇道德，尚禮儀，凝聚著中國人的制度設計和生活理念，不僅積數千年的發展歷史，更有超20萬種的存世規模。今人習慣尊四書五經、唐詩宋詞為經典自然無錯，但置身于當下的語境，不能認為經典由幾部書建構。誠如葛兆光先生指出，儒家治世之作固然是經典，但佛教治心之作、道教治身之作及諸子百家，林林總總，也是。

　　　　上世紀，梁啟超開列國學入門書，以為其中最基礎的書目“無論學礦學工程學”，“皆須一讀”。同時唐文治論讀經，稱其“不獨可以固結民心，且可以涵養民性，和平民氣，啟發民智”。朱自清更提出“經典訓練的價值不在實用，而在文化”。若結合當下語境稍加展開，則正如中國人從來即事言理，傳統經典從一開始，就選擇走一條實踐性而非論理性的道路，強調實行實功，經世致用。《詩三百》的抒情言志自不消說，孔子援魯史制《春秋》，以為“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六經為始源的傳統經典，其初始原型都是歷史事件和經驗，皆如此。此所以朱熹《中庸章句》稱圣人之德，極誠無妄，“故于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后世法。”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古人有志于學，因此又如方苞《傳信錄序》所說，都自覺“將明諸心以盡在物之理而濟世用，無濟于用者則不學也”。落實到其看重的經與史，則如蘇洵《史論上》所說：“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總要在暢明事理。以后王陽明《傳習錄》講“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章學誠《文史通義》講“知史學之本于《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都如此。

　　　　所以今人閱讀傳統經典，無論經史子集，無須因世代懸隔而生分別心與抵觸心。誠然，它被古人視為“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為歷史性概念。但因雖即事言理而屬意在人不在物，尤致力于將人置于關系中，而不把人從關系中孤立出來，進而與自然對立，所以更具有向人解釋人是什么、應該成為什么的能力與特質。正是這種能力與質性，它讓個體生命與一種無限性聯系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又是一個永久性概念。

　　　　這種永久性具有價值規范的意義，所以每當人遭遇變故，陷入困境，它總會向人開放答案，俾其獲得重新出發的力量。又因它的價值體系包含有世俗生活全部的豐富性，它所辟出的倫理路徑就始終著眼在人世界觀和價值觀的建成。它努力使一種正大的世界觀、價值觀內化為人生命的一部分。只要人是問題，它就永遠助人認識和解決問題。由于人性不受限于時地，彼此感通，它自然也能讓今人收益，并不令而行，無聲地彰顯了自己價值論上的反功利性和精神氣質上的人文性。

　　　　繼續回歸當下語境，這種反功利性和人文性顯然對現代人以求知為能而不重修身的扁平化的生命狀態具有療救意義。誠如學者指出的，許多時候，今人只是在聞知上勝過古人，但那僅是量的超出，生命層次的凈化與提升才能帶給人質的變化。然而恰恰在這個方面，今人離傳統經典所推崇的古人很遠。看看周遭的世界，有太多人雖衣食無憂，卻為“物役”“形役”所累，面對過時的情感、糟糕的婚姻、丑陋的人際關系，以及生活中不時浮現的卑瑣的小人物，尤不能奮身一搏，內卷已讓他們精疲力竭，躺平也不足以撫慰其身心，由此精神焦慮增加，幸福感下降，心態失衡頻發，自我成就意識嚴重缺乏，其不足以誕育飽滿堅實的生命樣態幾乎是必然之事。這個時候，傳統經典所推崇的生命真氣與君子人格，就不是一種空泛的宣導，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示范與激勵。它素尚“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因自身包含著德國啟蒙哲學家沃爾夫所說的“可作為基礎的真”而光景常新，是可以用為今人涵養生命、浚發性靈的精神資源的。所以值得常讀，尤須重讀。

　　　　如何重讀經典

　　　　受層累性特征的影響，從內容到表達，傳統經典與當下多少有些脫節，閱讀起來肯定不太輕松。不過盡管如此，我們仍要指出，對于傳統經典，從來有學者專業之學與大眾通識之學的分別。對學者，“以古釋古”，“漢話漢說”，力求恢復經典的原始面貌自然很重要；但對大眾而言，重點落在據實感悟，如朱熹所說“要體會親切”，就已經很好，因為這從來是中國人讀書的常態。

　　　　所以，不一定非要明音韻，通訓詁，更須避免“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的死在句下。傳統經典既是歷史的留存，又極具未來性，是一種有待發現和創造的資產，它總在人們不斷的回溯中重新認識自己，拓展自己。案頭研究固然是重新認識和拓展，立足于當下生活的切己體悟也是。如要說得更深廣些，則時移世異，如王國維《論政學疏稿》所說，“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于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這種“道出于二”不僅打散了許多傳統成說，也瓦解了傳統的解經模式，使經典必須面對變化了的時勢。經典再不是圣典，再不是只讓人信仰不容人質疑的絕對真理，它需要重新解釋，它的生機正蘊藏在重新解釋中。

　　　　故我們不要把傳統經典看成是一種封閉靜止的存在，它之所以具經典性，正因為能克服時間的限制，擁有“超時間性”（supra-temporality），進而，還是構成所有現代性最重要的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傳統經典具有歷史性與規范性相統一的特質，對它的研究是完全可以立足價值和實踐導向的基礎，引入包括現代詮釋學在內的新方法，如余敦康先生所說，通過與當代結合，發揮其力量，進而如洪漢鼎先生所說，揭示其未來的意義，暢明其價值“不是放在末日黃昏，而是開放在未來的晨曦”。

　　　　也是基于這樣的理由，我們認為不僅人人都可以讀經典，還必須讀經典。過程中有專家幫助自然好，如能借助權威注本，在移動設備支撐下展開移動式、微課程及自我量化等個性化的新型學習模式，也能讓人與其中活的思想交接，并最終推進傳統經典的大眾化進程。總之關鍵在融傳統智慧于當下生活，讓現實激活問題，讓經驗佐證經典，進而檢視自己的直覺，印證古人的洞見。倘能做到這樣，則經典文本就能在與生活世界的互動中，牢牢地植入人的心底。從這個意義上，我們應該相信，正如每個人都有僅屬于自己的緣分，也必定有自己心儀的經典。如果你找到了，并覺得受用，覺得智性浚發，活力開張，此即哈耶克所說的“生機勃勃的傳統是創造性的源泉”，經典也就因你獲得了新的生命。

　　　　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一書中說，“每一時代都必須按照它自己的方式來理解歷史流傳下來的本文”，“所有這種理解最終都是自我理解”。他告訴人閱讀經典不是一種復制行為，而是創造性行為。進而，因具有哲學反思的特征，它還能成就一種“創造性的自我認知的內化過程”。相信我們每個人都能在閱讀過程中體會到，伴隨著經典閱讀與理解的完成，自己開始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找到了自己。

　　　　最后要強調的是，傳統經典需在歷史流程中呈現，更需接受后來者基于發展了的眼光的檢驗，以為“吾道自足”，必難“化民成俗”。故所謂理解還應包括究問與質疑，甚至主要就是究問與質疑。只有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審視傳統，才能讓經典因自己的閱讀而延續，而增值。猶憶魯迅在拒絕“青年必讀書”征文啟事時說的話：自己看中國書“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不如讀外國書“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但多是“僵尸的樂觀”，不如外國書即使頹唐厭世，“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其中每一句都砭骨誅心，堪稱傳統經典最精準的判詞。活在全球化時代的我們，切記對此須有周徹的了解，然后予以辯證的確認。只有這樣，才能因無知而增知，由知識人躍升為文化人。才能造就屬于自己的問題意識，重建惠及眾生的人文關懷。

　　　　而這，其實也是傳統經典的題中應有之義。

　　　　（本文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上海市文聯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