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者說】 

　　在當代陜西作家中，能夠以三十年筆力與精神去追憶、書寫百年西安移民史的恐怕僅有“70后”作家吳文莉。從《葉落大地》到《葉落長安》，再到《黃金城》，整個故事脈絡貫穿了西安城市一百二十年的發(fā)展進程。“西安城”系列作品寫的是那些因戰(zhàn)亂、災害而被迫遠走他鄉(xiāng)的異鄉(xiāng)人的故事，他們是扎根在西安的山東人、河南人、河北人，他們度過了從對西安的陌生到熟悉，從隔閡到融入，最終魂歸這片土地的一生。

　　《葉落長安》名字取自“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是吳文莉的“西安城”系列長篇小說的起端，是引領“西安城”系列作品的敘事體系。于是，我們看到了20世紀羸弱而渺小的生命個體組成的遷徙足跡在華夏的地理版圖上無序地游蕩，各自尋找著生命的活路與出口。“他們想要尋一塊土地，安放自己的日子和靈魂，耕作、勞動，直到生命終結，就算落葉不能歸根，也想葉落大地，回歸土壤。”而西安，恰恰是中國人的原鄉(xiāng)。

　　一 

　　二十多歲的時候，吳文莉像幾千年前那些深入鄉(xiāng)間肌理收集民歌的使者，一次次往返于豐沃的關中平原腹地，在臨潼、閻良乃至富平等地的山東村，從那些老人口口相傳的記憶里抽絲剝繭，尋找著一百年前山東人西進冒險的傳奇故事以及那些細碎沷煩的日子。那些發(fā)黃干脆的家族族譜與記憶里的時間隱藏著生命的密碼。吳文莉行走鄉(xiāng)間的腳印與一百年前那些西進的人群不謀而合?！度~落大地》中對關中大旱時饑荒的描寫，對譚守東拜師學木匠手藝、學接骨手藝等的描寫，讓有過這些經歷的“60后”“50后”都大為吃驚。正如評論家李震所言：吳文莉這種基于長期深入生活，深入觀察、思考，冶煉體驗強度的寫作，對絕大多數沉迷于時尚、身體、欲望、消費的“70后”“80后”“90后”作家都具有啟示意義。她的這種對饑餓、疼痛、死亡的極限體驗讓人刻骨銘心。

　　同樣在《葉落長安》中，吳文莉試圖還原的是20世紀50年代那些從河南中原大地遷徙關中平原的生命之旅，作品中幾條不同的敘述場景，幾條脈絡有時不期相遇，有時碰撞交織。而到《黃金城》時，從河南遷徙西安城的“道北人”已經開始與城市血水相融，逐漸化作城市的一分子。

　　吳文莉在行走中有了一種歷史意識或文化自覺，“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婉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家是傳統(tǒng)小說中的一個重要場景。她敏銳地發(fā)掘了一個庭院和一個小院里的悲歡離合，將其與整個宏闊的大世界通聯起來。如其所言：“我總認為，一個家庭、一個小院里的悲歡離合有時便是一個城的縮影，一個中國城市的榮辱興衰往往便是整個中國的縮影。”

　　二 

　　移民作為文化最活躍的載體之一，帶來多元的文化，使其成為吳文莉寫作的一種驅動力。吳文莉以“移民視角”揭示著西安城市如同候鳥的本質所在，不同的人群、不同的鄉(xiāng)土、不同的文化與不同的血脈卻在生命無望之際，風塵仆仆來到西安城，這些人中有著吳文莉的“外婆、外公”“公公、婆婆”，他們在驚慌失措的時代逃到西安城，用八十多年的時光融入這城里，漸無痕跡。時至今日，那些移民村子、堡子在歷史的塑形中已經與關中平原的其他村落無異。她說她必須用文字去記載河南難民逃到這座城的傳奇，把他們平常細碎的日子留在西安城的歷史里。她說：“我愿意當這城忠心耿耿的書寫者。”如果說，道北、小東門城墻根是西安城的縮影，那么西安又何嘗不是中國城市發(fā)展進程的縮影？

　　無論是《葉落大地》《葉落長安》，還是《黃金城》，西安的街道小巷如一幅活生生的畫卷，隨著人物的腳步帶著我們在歷史的風塵中，觀望市井的喧天鬧地與底層生命的苦苦掙扎。西安城市井字街口為作者提供了想象歷史的可能性，也為我們回望這座城市的繁華與記憶提供了通道。尋常百姓家的噓寒問暖與粗茶淡飯或許才是生活與城市的本來面貌。他們愛西安，他們要“葉落長安”，這些困境與細節(jié)卻在“西安城系列”作品中逼真地呈現了出來，有入木三分、攝人魂魄之效。

　　吳文莉的“葉落”意象指向西安城市的變遷與人口結構，更重要的是，她從城市與人口雙重結構變化中將“葉落”提升到生命的終極追問上來。我們苦苦追尋的歷史記憶，除去了宏大的場面之外，更多是由無數普通人的生命悲嘆構成，那些閃爍著生命悲歡離合喜怒哀樂的鮮活經驗，在城市或現或隱的大街小巷為我們提供著重返生命與歷史的深處勘探的欲望與想象，那些熙攘往來之中涌現著泥土的冰冷與寒暖，希望依舊是西安城中最為耀眼的詞語。正如作家本人而言：“我站在這西安城里，書寫著西安平民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回視中國平民的百年生存史，瞭望著未來。”當然，也疊合著她主觀感受和客觀景象的城市映象。城市化給移民來西安的“異鄉(xiāng)人”帶來了深刻的變化，從居住條件、生活與工作方式以及價值觀都帶來改變。今天，居住在西安的河南人數以百萬計，其中有很多是當年逃荒災民的后代，他們正在影響著西安城：“小東門區(qū)域改造過后，小東門城墻里外那些多如蛛網的小巷子都沒了，在大大小小的街道里形成了許多小區(qū)，幾十年前逃荒來到西安小東門的這些河南人就大多住進了小區(qū)里的樓房。”

　　過去的記憶在他們的城市生活中并沒有完全消失或被遺忘，而是以某種客觀象征物存在著。西安城，無論是唐長安城，還是明長安城，都是四四方方棱棱正正的方城。城里的小巷子和小院子、城外的村莊，都是組成西安城的一個個鮮活的細胞。“西安城”是吳文莉寫作的根據地，是一個載體，是一個物象、一個文學的依托。亦如學者蕭云儒所說：“對上百萬流落在秦地，生活了幾十年幾代人的河南弟兄，陜西文學終于有了一個交代，終于給了一個審美的說法。”

　　也基于此，“西安城”系列小說取材近乎相似，筆法和結構各有特點，既有歷史宏大的背景輪廓做牽引與框架，又有移民村群體的真實生活細節(jié)做充實。從遷入到融入，再到落地生根的過程是生命重塑的艱辛歷程，在這個過程中這群“異鄉(xiāng)人”與這座城融為一體，生命血肉與精神皆復蘇在此，“西安”城于是成了他們的家園與故土的根底，原鄉(xiāng)已經在一代代生命記憶中成了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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