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一個多樣多變且不穩定的世界，以往習慣性的觀念和處理方法似乎漸漸失效，讓我們對世界的了解和判斷屢屢受挫。所以，無論對歷史也罷，對現實也罷，我們都亟須找到全新的觀察角度與切入之法。

　　意大利史學理論家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話也可以這樣說：一切當代史也都是歷史，至少是歷史的開端。在開端之處，我們理應找到新的、對的、適當的門窗。本文推薦的這幾本書，均為2022年出版，作者皆是華人學者，他們研究的領域大相徑庭，然而卻都給我們看歷史、看世界提供了不同的視角與入口。

　　　對特別人群與歷史現場進行重構

　　前些年，國內歷史研究者多以政治史、制度史為重，關心的多是當時政府的核心人物。這也導致了很長一段時間，歷史著作的“主角”都是帝王將相或者先驅偉人。

　　此后，國內歷史學逐漸轉變為以社會經濟史為中心。再之后，受法國“年鑒學派”的巨大影響，民生百態和大眾心理成為歷史研究熱潮，不但大量社會學科的知識、研究方法被引入歷史學，而且歷史書的C位也越來越多讓渡給某群甚至某個無名之輩。

　　這類書中，趙世瑜先生的《猛將還鄉：洞庭東山的新江南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是今年我個人最喜歡，也最想推薦給大家的一本。本書借蘇州太湖洞庭地區至今仍保有的“抬猛將”習俗，講述了跨越千年的江南水上人的上岸史，梳理出一條新的敘述江南史的脈絡。趙世瑜稱這本書是一本田野行記、讀書筆記，或是天馬行空的歷史隨感，其實讀者能從中讀出作者廣博的學識以及跨學科能力，如對歷史上江南水上人商業之道的剖析，作者給出了“離散社會”和“合伙制社會”兩個概念，既新鮮獨特，又貼近今日現實。

　　《猛將還鄉》除了有精彩的敘述和推斷，還提出了很多值得深入討論的學術話題，不但針對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也涉及政治史和經濟史。讀此書，如同由一個入口進入了紛繁復雜、規模巨大的歷史宮殿群。不由得聯想到《馬丁·蓋爾歸來》，趙世瑜也承認娜塔莉·戴維斯的這部微觀史學名著給自己寫《猛將還鄉》以靈感，讓自己講的中國故事更加清晰、親切、有溫度，而歷史中的“劉猛將”也能像馬丁·蓋爾一樣穿越迷霧，衣錦還鄉。

　　和《猛將還鄉》一樣，《秘密社會的秘密：清代的天地會與哥老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也是一本結合田野與文獻，對特別人群與歷史現場進行重構的著作。兩位作者賀喜與科大衛更像“歷史偵探”，更有問題意識和解密興趣。本書篇幅雖不大，但能始終抓人眼球，讓讀者保持高頻的思想激蕩，這不僅因為我們能從自己過往的閱讀中找到大量“秘密社會”的對應點，甚至親身經歷亦有所參照，正如作者所提出的“秘密也可以締造社會關系”。

　　中國的傳統社會是宗法社會，而宗法社會的基礎就是血緣關系。通過與血緣的對比，作者發現了秘密社會的“秘密”——秘密具有血緣之于宗族的意義。換句話說，就是秘密社會之所以形成，個中的秘密就是秘密本身。作者進而論述，秘密既有血緣的共有性和排他性，又有血緣的傳承性，秘密可以通過組織、禮儀和符號進行擴展和傳遞，這些手段如同一條長鏈，將信奉秘密的人鏈接起來，進而形成社會。另外，本書還有一個重要啟示，就是秘密社會自身的媒介屬性。作者認為秘密社會的歷史本身是通過儀式、文本、政府、移民、媒體形成的渠道進行傳播并進一步成型的——這又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觀看歷史的視角。

　　　換一種角度和思路重讀歷史

　　說到今年的微觀史、個人史出版，羅新先生的《漫長的余生：一個北魏宮女和她的時代》（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無疑是年度大熱。用李開元關于歷史學的“三個世界”論來看，這本書原本是歷史學的“第三世界”（即根據史料所撰寫），卻讓讀者有置身歷史學“第一世界”（即真實發生過的歷史）之感。這當然絕非本書傳主李鐘兒留下的千字墓志銘那么簡單，主要得益于羅新數十年魏晉南北朝研究積累的深厚學養，以及他鉤聯、推理歷史的能力。因此，我們在王鐘兒個人的命運里，不但看到了南朝劉宋和拓跋北魏兩國沖突競逐的歷史，更目睹了皇甫氏、文羅氣、楊氏、劉阿素、張安姬、緱光姬、孟元華等被歷史淹沒的普通女人的生命史。這些和王鐘兒一樣在北魏皇宮度過“漫長余生”的女人，不僅僅是屬于羅新筆下的人物，她們就是歷史本身。

　　歷史學者王笛先生近年出書頗勤，他關注的領域和研究的方法也頗廣頗多，社會史、城市史、文化史、生活史和微觀史皆有涉足。他的新作《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是一本面向大眾的社會學入門書，侃侃而談，門檻不高，各文獨立成篇，且有問題意識，很適合青少年讀者。而海外學人李孝悌先生的《戀戀紅塵：明清江南的城市、欲望和生活》（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則恰恰相反。本書此前曾在國內出版，今年推出了修訂版，集中以鄭板橋、袁枚、王士禛為題的三篇文章，都以17、18世紀揚州為主場景，對當時社會上層士大夫別具雅趣的生活做了細部描述，從中我們可以進入到明清之際士大夫的文化生活與思想世界，了解并體悟那個時代，進而走進一部新的江南文化史。

　　歷史不是一成不變的，也常看常新。除了新的啟示與新的發現，那些我們以往認為熟悉甚至爛熟于胸的歷史，在換一種角度和思路的重讀之下，認識和判斷亦會發生變化。

　　比如讀宋杰先生的《三國兵爭要地與攻守戰略研究》（中華書局出版），全書只有六篇論文，雖少卻精，皆是學界少有人問津或者缺乏系統研究的課題。《曹操在赤壁之役后的戰略防御部署》和《孫權統治時期兵力部署與主攻方向的改變》兩文，將三國中魏、吳兩國的戰略思想清晰呈現，魏（曹操）之“戰略防御拼經濟”，以及吳（孫權）之“偏安一隅不進取”，也是三國鼎立局面能維持數十年的主要原因。戰爭世界里，戰略思想為重，戰略要沖也極具意義，書中《三國蜀魏戰爭中的武都》和《三國戰爭中的陸口與蒲圻》兩文，以武都與陰平之于蜀漢、陸口與蒲圻之于吳國為例進行論證，充分印證了“天時不如地利”這句古語。而全書最讓我大呼過癮的，是《從“軍府”到“霸府”》一文，年初看網劇《風起隴西》，如果劇作班底和小說原作者馬伯庸能早點讀到這篇文章，諸葛亮之權臣的人設就更能立得住，而且，這是大量歷史材料的佐證，并非戲說。

　　說到看劇，現在真有一些可愛的觀眾是看劇學史的。今年最熱的古裝劇當屬故事發生于宋代的《夢華錄》，劇中除了主人公纏綿悱惻的愛情，古時東京城（開封）的繁華盛景，也讓人很關注宋廷內部運作的模式。信息，自上古始便是施政的基礎，無信息，則無行政。然而，關于古代信息的上傳下達，大多數人除了在熒屏上看到某太監前去宣旨，便是快馬飛報，但這些都是表象上的。讀李全德先生的《信息與權力：宋代的文書行政》（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通過信息溝通與文書運行，看出宋代朝廷政治決策的運行模式，或者說宋代士大夫政治的權力運作機制。讓人意外的是，宋代始終致力于疏通信息來源，建立信息網絡，減少信息被壟斷的可能性，建立了多渠道并行且互有競爭的信息溝通機制。這些是筆者讀這本書最大的發現與收獲。

　　了解昨日歷史也是對今日自己的負責

　　除了上面的幾本書，最后還想著重談談兩本書：一本論文集，一本講義。先說《“天命”如何轉移：清朝“大一統”觀的形成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這是歷史學家楊念群先生的集大成之作。在書中，楊念群詳細而耐心地（僅緒論就超過40頁）來解釋“中國”“天下”和“大一統”這三個概念。先別急著說，這三個概念誰不知道啊，所有的中國人都知道！細讀并一路思將下來，三個概念的起源、流變、相互的影響和作用力，才能一一感悟，而今日中國何以至此，以及今日國人之思想何以如此，才能得以清晰。

　　在歷史著作越來越趨向跨學科、微觀史研究、個性化寫作的當下，楊念群卻不為潮流和市場所動，執著并篤定地結合政治倫理與歷史研究，嘗試重建“眼光向上”的學問，為拓寬中國史學的解釋架構做出具體的理論搭建與書寫實踐。此外，除了輸出思想，楊念群也對時下學界一些思潮進行了剖析和評論，他特別指出：即便現在已經是21世紀20年代，一些讀者，尤其是一些學者，仍受宋明夷夏之辯的思想影響，仍沿用簡單的“漢化論”裁量歷史，經常不假思索地為自己挖掘邏輯陷阱，并貿然且主動躍入其中。這雖是楊的一家之言，但我們也可以借此厘清目前學界一些思想觀念前后不一、自相矛盾、左右互搏的窘境之由來。

　　楊念群在《“天命”如何轉移》中，也提到了葛兆光先生“從周邊看中國”的研究方法，而葛兆光近年來確實也在致力于歷史中“文化接觸”的研究，即不同文化的相互影響、接受與轉移，邊緣對中心的影響，以及從邊緣重思世界史，強調聯系、互動、影響的全球史。《亞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東部亞洲海域為中心》（商務印書館出版）說是“亞洲史”，確切地說更多為“東亞史”（雖然書中對南海和東南亞也有涉及）。葛兆光信奉“臺球撞擊式的全球史”，也就是各國的歷史皆非孤立，而是發展于與其他國家、區域各種事件、人物、現象之間的互動和聯系。把“中國”放在這個廣袤背景和區域內來討論和分析，葛兆光希望我們借此看到更多的、單純在中國背景下可能會模糊掉或者看不到的歷史線索。

　　《亞洲史的研究方法》是葛兆光教學的講義，因此非常口語化，不但化繁為簡，容易理解，讀者還有一種方向感和解題思路。錢鍾書在《圍城》里，曾諷刺一些學人拿“講義當著作”，又拿“著作當講義”，可我們出不到百元的書價，就能看到葛兆光的講義，還是給博士生的講義，不劃算嗎？看他每一章結尾開的書單就已經很寶貴了。

　　隨著歷史課越來越重要，連中學生都開始強調對比材料、研究論證的學習方法，作為成年人的我們也必須換個角度或者說換種方法看待歷史、研讀歷史。王笛說研究歷史就像拍電影，既要有全景，也要有中景、近景，還要有瞄準細節的特寫。我們看歷史需要這樣立體的視角。當然，我們還需要趙世瑜這樣走近歷史、走入歷史；需要楊念群這樣對歷史脈絡的正本清源；還需要葛兆光提倡的“一波才動萬波隨”（禪宗詩歌）。我們對了解昨日歷史有訴求，有要求，有追求，實際上，這也是對今日自己的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