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翰

　　文/羊城晚報記者 吳小攀

　　古代文化名人傳記一直備受熱捧，一些不太受重視或有“歧見”的書畫藝術大家的傳記近些年來也開始走紅，作家、藝術評論家周文翰一直潛心于相關創作，繼出版文徵明、趙孟頫傳記后，黃公望、倪瓚、王羲之、蘇軾、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傳記也將陸續推出。關于古代藝術家傳記的寫作有何體會？對當下的美術創作有何觀感？日前周文翰接受羊城晚報記者專訪——

　　文化上的“思鄉病”促成寫作

　　羊城晚報：為什么會選擇這些古代的藝術家寫傳記？

　　周文翰：二十年前我大學畢業，最開始關注的是當代藝術和創意文化。2002到2008年我在北京當記者，主要報道當代藝術和文化，之后辭職去印度、西班牙等地旅行，旅行的過程中我發現自己對古典藝術、對日常生活所見的動植物這些主題產生濃厚興趣，興趣轉移到藝術史、博物學上。

　　可能是在異國他鄉有了文化上的“思鄉病”，也可能是對當代藝術的“轉瞬即逝”“好奇求異”感到迷茫，我反而開始對似乎是“陳跡”的古典文化有了濃厚的興趣，從那時候起開始寫作《中國藝術收藏史》。在寫作中發現，趙孟頫、文徵明、王羲之等雖然名字為眾人所知，但是大家對他們的人生、性情并不了解，他們的形象是模模糊糊的，對今天的人來說，他們是“著名的空心人”。既然如此，我就決定自己來寫他們，這一寫就持續了十四年，對我來說，寫作古代藝術家傳記的最大動力就是希望能讓這些古人“活起來”。

　　羊城晚報：已經寫了哪些人？

　　周文翰：我喜歡同時寫好幾部書稿，有的寫得快些，有的寫得慢些，也有的寫著寫著就“爛尾”了，第一批寫的是文徵明、趙孟頫、蘇軾三個人，前兩本已經出版，后一本《孤星之旅：蘇東坡傳》年底應該能出來。第二批寫的是“揚州八怪”、王羲之，前者是因為我對揚州一直有些迷戀，想從揚州的城市變遷角度寫揚州八怪，后者是因為寫了前面三位書畫家，有一段時間對書法突然很感興趣，就追溯源頭，寫起了王羲之，明年應該能出來。還有幾本都已寫完初稿但還想打磨一下，有黃公望、倪瓚，李白、杜甫、白居易，基本上都是在寫一個人的過程中，突然因為某個細節、某句話對另一個人產生了興趣，轉而就寫其他人，如此就越寫越多。

　　羊城晚報：這些人有什么共同點？

　　周文翰：研究和寫作這些藝術家、文人的傳記之后，最大的感想是“龍有龍道，蛇有蛇道”，刺猬、狐貍各有歸宿，每個藝術家的天賦、性格、背景都不同，他們有各自的成長之旅，成名之路。總的來說，這些藝術家絕大多數都是士人、官員，這是他們的核心身份，書法、 繪畫是他們的“業余才藝”。而吳道子、黃公望兩個人身份特殊點，吳道子是畫師出身，最初的身份是比較低微的，黃公望則是吏員、道士，打交道的也主要是低層人士。

　　最困難的是“帶著同感理解古人”

　　羊城晚報：寫古人傳記要達到怎樣的效果，有沒有給自己設定目標？

　　周文翰：我寫傳記是希望寫出活的人，同時寫出真實的時代氛圍、文化生態，我自己覺得在史料辨析、整體信息的傳達上應該都達標了，但是在古代人物傳記的“體式”或者說寫作技巧方面還在持續探索。比如，第一本《文徵明傳：蘇州的風雅傳奇》努力想要掙脫“評傳體”，但難免還保留了許多“評論腔”；第二本《不浪漫：趙孟頫傳》的評論腔就少了很多，基本是按照傳主的視覺、聽覺展開敘述，在摸索如何處理史實方面的“硬信息”和個人感知的經驗“軟信息”的比率，即將要出的蘇東坡的傳記可能會更加平衡。

　　羊城晚報：寫古人最困難的是什么？如何把握虛構和非虛構的分寸？

　　周文翰：最困難的是“帶著同感理解古人”，即所謂“理解之同情”吧。今天的人因為看影視劇比較多，影視劇是快節奏、強沖突的模式，而實際上古代人對時間的感知、對空間的感知、禮俗細節等等都與當代人有巨大的差別，比如古代人騎馬、乘船，一天經常只能走四五十里，而今天的人乘坐飛機、高鐵、汽車，一天能走上千公里。我在寫作中是比較強調“視覺性”和“空間感”的，目前寫的藝術家傳記都是嚴格根據史料來寫的，沒有任何虛構的成分。

　　說到虛構，《吳道子傳》這本書最讓我為難，因為唐人關于吳道子的記述總共就一兩千字，而且幾乎都是關于他在寺觀的畫作的簡略記述，因此想寫出他的“嚴肅傳記”是不可能的，要寫他的傳記的話只能加入“虛構”才能勉強湊出他的“人生”及其畫面感，可是，如何“虛構”？如何把史料、信息與虛構結合？這讓我挺猶豫的，寫了近二十萬字的草稿但是一直拖延、猶豫，中間停下來又去寫了李白、杜甫，因為他們三人生活在同一個時代，而且李白和吳道子都是翰林待詔，肯定在辦公的院子、酒宴上寒暄過。

　　中國藝術“地位”隨中國發展“水漲船高”

　　羊城晚報：近些年來有些藝術史家如高居翰、巫鴻等人從海外的視角，撰寫了一些有關中國藝術史著作，您如何評價？

　　周文翰：他們因為是學者，基本是按照學術規范來寫作的，許多具體的觀點挺有意思和啟發。我不認為西方人解讀中國藝術就會“隔”，因為中國古代文化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了“專門知識”，無論中國人、外國人，想要嚴肅研究古代藝術都需要長期的學習和積累，都要慢慢摸索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寫作方法，所以好的研究者肯定是“爭奇斗艷”，無所謂“隔”不“隔”，最多是理解不同而已。

　　羊城晚報：包括畢加索、塞尚、凡·高、高更等人多少都受到中國傳統美術的影響，但之前似乎并沒有引起足夠關注，是不是需要更充分地評價中國美術在世界美術史中的地位？

　　周文翰：在我看來，這很大程度上不僅僅與作家、學者的寫作、倡導有關，其實與中國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有關，比如現在很多歐美藝術家愿意承認中國經歷、中國藝術對他們的刺激或者影響，這是因為中國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文化的影響自然就大了許多。隨著國內大學的擴張和研究競爭的激烈化，對中國藝術的研究還處于增加的階段，我相信如果持續下去，包括與海外的出版界、新媒體增加交流的話，會促進外界或者說外國人對中國藝術的理解，如此中國藝術的“地位”自然會“水漲船高”，你本身成為一個強勢的存在，自然會吸引別人的關注、研究、傳播。

　　藝術價值“共識”隨著時代演變

　　羊城晚報：從古代藝術家的生平里，您認為最值得當下藝術家借鑒的是什么？

　　周文翰：古代和現代最大的不同是，書法、繪畫這類才藝是古代士人的業余技能，他們的主業其實是當官，其次是詩文，書法、繪畫是排在后面的；不像現在，書法家、畫家都是光明正大的職業，而且當代藝術家可以利用公共博物館、互聯網開放資源學習甚至開展商業，可以嘗試的藝術風格、商業渠道都比古代藝術家豐富得多，所以我覺得當代藝術家沒什么可羨慕古代的。能借鑒的，可能是他們的一些圖式、理論之類，但是在人生方面其實沒有什么可比性。趙孟頫、文徵明都是謹小慎微、溫和平潤之人，蘇軾既能寫文章，也會講段子，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道路，苦難能出詩人，幸福也能出詩人，不是絕對的。

　　羊城晚報：您認為當下藝術家在繼承本土傳統與向西方學習之間，哪個更重要？

　　周文翰：我覺得21世紀的藝術家的基本境況是：一個人面對著數千年來的、全球的所有視覺文化遺產和圖像，眼花繚亂，這時候很難說是面向本土或西方學習什么，因為可供學習的知識、圖像實在太多太豐富了，最多挑選幾個細小的方向深入探究，所以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細分的愛好、方向，實際上一個人只能向幾個古人學習、致敬，類似一個個的小社群，不是以東西方劃分，而是以更細微的趣味劃分。在此中“平衡”對當代人來說難度太高，還不如癡迷一兩樣東西好。

　　羊城晚報：在這樣一個全民都畫的時代，如何判斷一幅畫的藝術價值？

　　周文翰：這是我在《中國藝術收藏史》中研究的問題，簡單地說，就是一幅畫的藝術價值是各種利益、觀念的互動形成的“共識”，具體每一件作品的“共識”都有差別，有的市場價格的高低是主因，有的皇家收藏履歷是主因，有的創作者自帶“名人光環”是主因，各不相同，很難給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答案，而且這種“共識”也會隨著時代演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