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壺》徐鳳 著 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若要舉出與紫砂結(jié)緣深厚的當代作家，徐風，必是頭一個。從2005年至今，他持續(xù)書寫紫砂近20年，創(chuàng)作了關(guān)于紫砂的小說，也為兩位紫砂大師寫過傳記。今年，他又拿出了一部新著——《做壺》。

　　  《做壺》，名字著實樸素，卻蘊含著對紫砂書寫的一次突破。這突破不在“壺”，而在“做”。

　　  一

　　  談壺，古已有之。晚明時，紫砂壺從日用器具中超拔出來，作為風雅之物，進入文人生活。吳門紳士文震亨在他的“明代男人格調(diào)指南”《長物志》里就說：“壺以砂者為上，蓋既不奪香，又無熱湯氣。”文震亨提及了一串紫砂壺的名字，供春、提梁、臥瓜、雙桃、八棱細花、青花白地，說它們哪些貴，哪些俗，哪些不雅，哪些古潔，哪些適用，哪些不可用。類似的文字，翻翻古籍，能尋出不少來。

　　  談及紫砂壺，文人往往舌燦蓮花，什么“人間珠玉安足取，豈如陽羨溪頭一丸土”；但關(guān)于如何“做”壺，他們卻總是緘默不語。畢竟，占有物品可以標榜品位，使用物品能夠制造區(qū)隔，至于制作嘛，那是匠人的事兒。雕蟲之技，算不得高雅的人文知識，不值得細究，更無須記錄。

　　  倒也不必責怪古代文人勢利虛榮。他們只談“壺”，不談“做”，不全因為“不屑”，也是因為“不能”。紫砂壺的制作，和中國古代的許多傳統(tǒng)技藝一樣，屬于一種難以言說的“隱性知識”。技藝是在長期實踐中積累起來的，包含著無數(shù)細小的日常行動，與掌握它的匠人不可分離。它的延續(xù)靠的是師徒相授、父子秘傳，很難用語言、文字、圖表、符號來表述。如此一來，技藝愈是高超，就顯得愈加神秘，比如庖丁解牛、扁鵲治病、干將莫邪鑄劍、魯班造木鳶，皆有傳奇色彩。然而，神秘也意味著封閉，它或許對創(chuàng)作故事有利，卻無益于技術(shù)的積累、轉(zhuǎn)移、傳遞。

　　  懂得了古代文人的不屑與不能，便能明白徐風《做壺》的突破與創(chuàng)新。他用清晰曉暢的文字復原了紫砂古法制壺的技藝：他細細介紹了十幾種工具，泥凳、明針、線石、竹篦只、木雞蛋、獨個、木轉(zhuǎn)盤、搭子、虛砣、矩車；從容地講述著制壺的流程，打泥片、打身筒、一捺底、搟身筒、做壺蓋壺頸壺鈕、搓嘴、打印章，等等。隱藏的線索被一一揭露，微妙的細節(jié)被一個個展示。讀了《做壺》之后，我覺得自個兒看待案上那把石瓢壺的眼光都變得溫柔起來。之前只當它是個喝茶的器具，是徐風的文字帶我追溯了它形成的軌跡，叫我看見了這安靜物件中凝聚著的人的豐富行動，和一種“為了把事情做好而把事情做好”的精神。徐風說，他寫這本書是想“讓不懂壺的人能看懂做壺的奧秘，并且生出許多意趣和懷想；讓懂壺的人讀后也覺得受用，從中獲得他們之前沒有的視野和認知。”這份野心不小，難度也不小。他坦言“很多生澀的術(shù)語、行話，做壺過程中那些只可意會不能言傳的手勢、做法，成型的方言表述，等等，常常讓我在寫作中舉步維艱”。是的，駕馭文字的高手，更加深諳文字的局限。無論多么精微的語言，都有難以抵達的地方。徐風是幸運的，他有一位合作者——制壺行家葛陶中先生。他們倆，一個不厭其煩地演示、講解，一個竭盡全力地追慕、記述；一個要想著如何把技藝從自個兒身上傳遞出去，一個要思考怎樣把默會的知識搬挪到書本上；一個是用紫砂泥做壺，一個是用文字做壺。因此，《做壺》是一本充滿力量的書。它消散了制作紫砂壺的神秘光暈，打破了古老技藝的封閉性。它使得“古法制壺”進入了可以分享的知識網(wǎng)絡(luò)，這對社會、對技藝，皆有益。

　　  《做壺》的這個“做”字，體現(xiàn)出對雙手的最大敬意。人們有時會把手和腦對立起來，膜拜智識，輕視勞作。美國公共知識分子桑內(nèi)特在《匠人》一書反思了現(xiàn)代文化的這一弊病，提出“制作就是思考”。《做壺》為這一觀點提供了生動的例證。制壺的過程中，紫砂藝人要面對各種挑戰(zhàn)，小到如何對付泥料，怎樣提升壺嘴的精氣神，大到如何面對傳統(tǒng)，要不要創(chuàng)新，怎樣創(chuàng)新。他們必須見招拆招，拿出自己的方案來，每一步都要思考，每一步都得決斷。書中收錄了許多葛陶中做壺的照片，幾乎每張照片中都會出現(xiàn)他的雙手。將這些圖片瀏覽一遍，會看到一塊泥巴如何在這雙巧手的擺布下，層層推展，最終成為一把形神兼?zhèn)涞淖仙皦亍D片展現(xiàn)的創(chuàng)造過程，寧靜、單純，卻有一種動人心魄的魅力。那雙手，拿捏著泥巴，卻與玲瓏的心思、縝密的頭腦相連相通。

　　  二

　　  我喜歡“做壺”這個書名，它雖素樸，卻有股子勃勃的勁兒。做壺、做事、做人，關(guān)鍵都在這一“做”字。徐風將“做”字背后的道理娓娓道來。比如等待，“如果給一塊砂土賦予靈性，它會知道這是成大事之前的必然功課，它是等得起的”；還有順應(yīng)，“‘征服’是一個生硬的詞，做壺的詞典里，應(yīng)該屏蔽它。順應(yīng)，就是延伸、發(fā)揮、利用泥性的長處”；至于速度，“片面追求快，壺上就會有火氣、暴氣、戾氣”；還有精神狀態(tài)，“一張泥凳，就是壺手的精神狀態(tài)。干凈、利落、井井有條。看一個藝人壺做得好壞，瞄一眼他的泥凳就知道了”。《做壺》里有不少這樣恰到好處的領(lǐng)悟與生發(fā)。做壺與做事，乃至做人，本質(zhì)并無不同。任何技藝，終究是打磨人生；精進匠藝的同時，也在淬煉著靈魂。

　　  《做壺》里有一份可貴的自覺與擔當。徐風說，他之所以決心寫一部“古法制壺”的書，是憂心古法會隨著藝人的離開而消泯于時光中，自己作為一個“知情者、寫作者”，若不詳盡地記錄、傳承，“本身就是一種遺憾甚至罪過”。可是，徐風并不是古法亦步亦趨的“搬運工”，而是將自己對紫砂藝術(shù)的心得與洞見融入關(guān)于做壺的講述中。傳統(tǒng)本就不是什么純?nèi)豢陀^的存在，它的意義有賴于后人的理解與體悟。認識和體悟到達哪里，傳統(tǒng)的價值才能抵達那里。徐風用他的思考和文字，激活了傳統(tǒng)，讓今天的讀者可以從這一古老技藝中獲得啟發(fā)、滋養(yǎng)。憑這一點，我當向他斂衽致意。（作者：李曉愚，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