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說《起初·紀年》：巨細無一無出處，沒瞎編

　　《起初·紀年》 王朔 新星出版社

　　  多年前，一直感到棘手從來也未曾滿意被我視為一種折磨的給小說人物起名字，終于發展成一種心理——叫疾病有點過分——障礙，私下稱之為“命名恐懼癥”；覺得怎么都不像真名，嚴重影響了本來就日漸低下的虛構事實能力和本人一向秉持的對假定真實感的追求，幾只小說因起不出理想人名遲遲不能開篇初心渙散終至放棄。于是想到取巧，找一個人名現成的故事，避開這個困擾。當然其中還有另一層偷懶，人名現成，故事諒必也現成，當時我還陷入另一種枯竭或稱疲憊，即將日復一日流水般生活描繪為、或稱偽裝為不同尋常遭際的熱情及自我增強力。有態度，沒情節，就是這一等境地。于是很自然也是無可選擇地把目光投向歷史，就字面意思而言，歷史就是故事。

　　  本書取材于《資治通鑒》《漢書》《史記》所載漢武舊事，大事件走的是通鑒紀年，有些例行封賞宴饗通鑒不如漢書詳備則由漢書補入，也是為了顯得文體莊重，巨細無一無出處，沒瞎編。

　　  其實我對已知歷史也沒有特別強烈個人看法，基本相信這個世界來歷的真實性，凡廣為流傳的過往都確曾發生過，差別只在敘事策略或史家個人局限上，這信念建立在不信人類有完全沒影兒、無中生有能力基礎上。我國歷史為文藝借用起初多發生于戲曲，個人以為小說源頭之一表演于茶肆之長篇評話或稱話本亦是一種曲藝。即便《史記》《通鑒》這樣的史家名作一般認為也具有相當文學性，也即有想象、虛構和語言上的整飭。《通鑒》幾乎肯定借取了小說、傳奇，反正一展開文學性自動就來了就對了。故皆有將歷史戲劇化傾向。而我就個人偏好而言并不喜歡故事過分戲劇性，這會增加敘事負擔從技術上說，而敘事一向是我弱項，為避敘事常以對話代敘事即所謂“聊天體”，在本書中亦如是。前人文學作品已提供足夠故事性，除了致敬還是致敬，再生人家文本也無非于骨架間貼一些皮肉，所謂借一步說話，說的什么呢？人情世故，叫讀書筆記、亂翻書偶得也成。

　　  選擇漢武故事無他，只是碰巧對他這一朝幾個人知道得更早，很小、不知漢武是誰前，就對“灌夫罵座”“金屋藏嬌”這樣的故事有印象，大概小時候家里有本前后漢故事集，至今書中灌夫揪人耳朵灌酒黑白插圖尤在眼前，當然那時對這樣的故事很不滿意，喝醉鬧酒炸為什么寫在書里？金屋藏嬌有什么意義呀？另一個不好意思的原因是我幼時其實是個軍迷或叫武人崇拜者，李廣李陵爺兒倆悲劇性命運對我有一點刺激，直到成年無處安放，和我熟知的大英雄套路完全不同，初衷有相當成分意圖借漢武朝軍事活動把本人軍迷時代攢下來的小愛好、小見識發揮一下，過過癮。

　　  還是準備不足，本來就是想寫打仗，十六歲登基，四十五年執政，一年一年捋著寫，不碰文言，確實水平僅限于“人有亡斧者”，就用白話，四五十萬字打住。

　　  想到了歷史體裁麻煩，細節考證能累死誰，全知等于難為自己，故取慣常所用第一人稱，所見限于一己之側，能少交待少交待，是不得已。沒想到歷史景觀自有其深遠和無垠，一旦進入有特別大的身不由己，有些視角不容遮蔽，走著走著就在故事之外上千年，不留意間已轉入第三人稱敘事，幾十萬字岔出去回不來。有些人物所行駭人，心機莫測，遠超常人所想所能駕馭，亦為第一人稱天然具有同情之理解所不容，故在很多篇幅陸續出現第一、第三人稱混用章節，乃至最后寫丟了第一人稱，通篇以第三人稱尬然終了。

　　  我是拿口語所謂新北京話寫作的作者，檢查文字也須拿口語來回溜，沒磕啵兒，才覺得通順，不絕對啊！寫出二里地發現口語不夠使，目前漢語大部分成語兩千年前尚未成典，更別說今天幾乎全部常用熟語，當然，既決定用白話就是明打算黑了心不講究，可是，也別太礙眼是吧？非用成語換一個字，不如人家得當也活該了，或減字，變作三字、二字組。另擴大詞匯量，北京方語很多有音無字，以象聲代形容，疑似多出滿語，限于篇幅不舉例了，我就自作主張添上幾個字，秉承古漢語同音通假舊例及國家語言文字委員會在讀音上一向堅持的“從俗”精神，從音不從字，包括通常書面語字音不合，如“那什么”，北京方語讀如“內”，亦從音改為“內什么”，諸如此類。還一些并無標準寫法舊詞兒，如隔壁寫做“接壁兒”而讀如“界別兒”，則兩者并用。還一些熟詞如老實巴交、爛七八糟則改為“老實芭蕉”“爛漆疤糟”什么的，變文以使其陌生化，兼收減少同詞組過頻出現之效。簡言之，就是一些語言上的雕蟲小，欲蓋彌。

　　  方語因限于口語相較于國文，其實表現力有限，只適合一定篇幅，過長則顯得貧氣，有時會憋幾句不地道夾生外地話，如吳語、粵語和貌似長安人應說的陜西話破一下，其實當時漢官話應當也不是今天的陜西話，這只說明今天我國各方語強省文化交通影響所及，及小說文體自帶所謂游戲性。每年我都有特定時段，大約是入秋，腦汁絞盡、肚中詞兒倒干、智窮而開始胡說八道，這時候就該歇了，與特定歷史人物及其語言環境無關。（節選自《起初·紀年》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