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壁數十載 畫理動心弦——閱讀《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感言

　　【讀書者說】

　　作者：柴劍虹（中華書局編審）

　　日前，一本敘寫敦煌文物研究所第二任所長、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長段文杰先生獻身敦煌文物保護和研究事業的人物傳記——《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與讀者見面了。作者段文杰之子、畫家段兼善，與父親情真意濃，心靈相通，用樸實的文字寫出的親身經歷，無須夸飾，便已真實感人。全書正文九章，每章敘寫段文杰先生“敦煌人生”中某一個階段的奮斗經歷，均以他自己的一段話為主旨鋪敘詮釋，清晰地展現了他不平凡的心路歷程。在敦煌學界，我受教段文杰先生數十年。在他生前身后，也曾寫過幾篇紀念文章表達對他的崇敬，稱他為守護莫高窟這座“藝術圣殿”的“圣徒”，是開拓敦煌石窟保護與敦煌學研究事業的領軍人物和時代功臣。

　　“敦煌情結”系心間

　　2019年8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敦煌研究院考察時發表重要講話，對敦煌文化保護研究工作表示肯定。70年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秉承“堅守大漠、甘于奉獻、勇于擔當、開拓進取”的莫高精神，在極其艱苦的物質生活條件下，在敦煌石窟資料整理和保護修復、敦煌文化藝術研究弘揚、文化旅游開發和遺址管理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不少重要研究成果。半個多世紀里，秉承“莫高精神”的主體，是以常書鴻、段文杰、樊錦詩等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的敦煌人。我們稱常書鴻為“敦煌守護神”，段文杰為敦煌學“領軍人物”，樊錦詩為“敦煌女兒”，三位精神一致，特色各異。

　　我們在緬懷和贊頌老一輩“敦煌人”的業績和品質時，聽得最多的是“敦煌情結”這個內涵極其豐富的詞語。書中寫出段先生的這一“情結”，萌發于他在國立藝專學習時期，得益于潘天壽等老一輩藝術家的教誨與鼓勵，感受到燦爛的莫高窟藝術對心靈的震撼，也郁結了時代風云的磨煉與洗禮。從心馳神往、尋夢千里，到面壁臨摹、精研細讀，從引領群學、開拓進取，到殫精竭慮、魂牽夢縈，不斷夯實了“莫高精神”的磐石，也造就了段先生這樣杰出的保護研究敦煌文化遺產的領軍人物。

　　閱讀全書，我們看到了和段文杰先生在鳴沙山麓、宕泉河邊共同守護、研究敦煌的許許多多仁人志士，看到了一個同呼吸共命運的堅強群體；還看到了國內外許多關注、支持敦煌文物保護與研究的熱心人，其中有研究院同仁，有院外同道，當然也不乏有真知灼見、戰略眼光，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即便是在遭受委屈、磨難，最艱苦的歲月里，段先生也絕非單槍匹馬孤獨的奮斗者，而是一位在大風大浪中被眾人理解和擁戴，與大家同甘共苦的引領者。這正是這本傳記的一個重要特色。放眼歷史長河，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莫高窟，其創造者是“人”，其“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范等”的核心都離不開“人”。近百年來，敦煌文化藝術寶庫的保護管理與傳承創新所依靠的主體，體現“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懷和文化自信”的主體，當然也都是“人”。而像段先生這樣眾人（我稱之“敦煌守護眾神”）的領軍人物，則是集群眾理想、智慧、勇氣、干勁于一身的時代先鋒。這也應該是一位領軍人物成長最重要的人文環境。

　　“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

　　我們稱譽常書鴻先生為“敦煌保護神”，是說明他高尚的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如神護佑，似圣有靈；誠然，常先生也是凡人，是敦煌藝術保護研究的先行者和帶頭人，但他并非孤軍奮戰的獨行者。60多年來，在敦煌藝術的圣殿里，有一大批舍身忘我的苦行者、苦行僧，他們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擔當起護佑敦煌這座圣殿的大任，成為名副其實的“敦煌圣徒”。段文杰先生正是“敦煌圣徒”的典型代表。他歷經數十載雨雪風霜，乃至遭受煉獄之苦，歷盡磨難而癡心不改，上下求索而目標如一。

　　“圣徒”，常被解釋為先知、圣人的門徒或者先知、圣人思想的追隨者。剔除其宗教的含義，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在崇高理想和精神的指引下，對“神圣之物”全身心敬仰、護衛的踐行者。敦煌莫高窟是我國各族人民千百年間創造、營建的藝術寶庫，是最有象征意義的多民族文化交流互鑒凝聚而成的文化圣殿。這座圣殿，需要“圣徒”守護，也是培育眾多“圣徒”的殿堂。常書鴻說：“我只有一個小小的心愿，就是為保護和研究舉世罕見的敦煌石窟這個民族藝術寶庫，一輩子在那里干下去。”樊錦詩說：“此生命定，我就是個莫高窟的守護人。”段文杰說：“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在《敦煌人生》扉頁之前的插頁上，印著段先生于1998年親筆書寫的一句話：“莫高窟是我家，我的畢生精力都是為了保護研究宏揚它。”這些，就是“敦煌圣徒”言簡意賅的心愿，亦可稱之為“圣心”。

　　讀著《敦煌人生》，我對“圣心”有了如下一些感悟。“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孟子·告子上》）我國傳統文化中的“心”，即包含著思想、理想、探索、修養和境界。首先，它的“初心”既是初始之心、赤子之心、意愿之心，也應該是長久之心。段先生從對敦煌藝術心馳神往，到在莫高窟立定腳跟，氣定神閑，面壁摹繪，這在該書第一、二章中即有具體的敘寫。其次，段先生的愛祖國、愛藝術、護寶庫的愛心賞心癡心與良心（善良之心），是培育“圣心”所必需的，也始終貫穿了他60年的敦煌生涯。誠如屈原在《離騷》中所云：“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

　　“以形寫神”臨精品

　　《敦煌人生》還有一個亮眼之處，是契合文字敘述，編入了50多幅段文杰先生臨摹的敦煌壁畫作品。壁畫臨摹，在敦煌藝術研究所創建初始階段，就是作為美術組負責人的段先生承擔的主要任務，也是20世紀50年代初他受命擔任研究所代理所長期間的重要工作，是他對保護、傳承、弘揚敦煌藝術的重要貢獻。盡管其他出版物也印行過段先生大量的臨摹作品，但鑒于該書第二章詳細敘寫壁畫臨摹的內容占了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其中所附大多數的臨摹畫繪于1946—1955年間，敘述創作背景生動翔實，文圖相映生輝，不僅成為敦煌研究院院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也是敦煌藝術研究史上極為珍貴的資料。

　　段文杰先生在臨摹壁畫的實踐中，還創新性地總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理論。雖然這本傳記對此涉及不多，但如結合他已經發表的多篇文章中的論述來觀賞書中的臨摹作品，就可以了解他在客觀臨摹、舊色完整臨摹、復原臨摹中的指導思想和具體技法，為他的精細作品嘆服。段先生曾一再強調，臨摹必須遵循“以形寫神”的美學原則，兼顧神情、服飾，追求形神兼備的藝術效果，以及堅持臨摹與保護相互依存的原則。

　　20世紀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段文杰從臨摹壁畫入手，細心揣摩熔中原與西域、印度風格于一爐的敦煌藝術的高超技法與特色，在提高臨摹水平的同時，迅速進入了“臨摹學”的研究領域，創作出如《都督夫人禮佛圖》的傳世精品和莫高窟第285窟、榆林窟第25窟整窟摹本這樣的鴻篇巨制，為現代臨摹學的實踐與理論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2011年段先生逝世后，我曾擬寫了一首題為《詠段文杰先生之壁畫臨摹》的小詩：“貌真求氣韻，形神兼備難。面壁數十載，畫理動心弦。揮筆臨精品，成竹在胸間。偉哉段夫子，典范在云端。”當時未能呈請段兼善先生指正，現也作為再次觀瞻段文杰先生臨摹作品的一點感想闌入本文。

　　“莫高精神”出佳作

　　我清晰地記得，1962年，著名作家徐遲歷經五年多創作的報告文學《祁連山下》在《人民文學》刊發。作品講述了以常書鴻為原型的主人公，為拯救、守護瀕于毀滅的敦煌莫高窟，歷經艱辛磨難仍堅韌不拔的動人事跡，令千千萬萬讀者第一次為“莫高人”所感動，也為敦煌寶庫所震撼。過了32年，常書鴻先生的《九十春秋：敦煌五十年》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推出，后又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和北京大學出版社兩次印行。葉文玲的《敦煌守護神——常書鴻》是第一部由作家經多次采訪撰寫的常書鴻傳記；在此基礎上，葉文玲經過多年精心補充、打磨，于2020年出版了《此生只為守敦煌——常書鴻傳》。

　　2019年，敦煌研究院第二位院長樊錦詩榮獲“文物保護杰出貢獻者”國家榮譽稱號和第七屆“中華之光——傳播中華文化年度人物”獎，樊錦詩口述、顧春芳撰寫的《我心歸處是敦煌——樊錦詩自述》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受到全國讀者熱烈贊譽，獲得2019年度“中國好書”等獎項。

　　據我所知，段文杰先生的傳記較早有甘肅作家雒慶之的《百年敦煌——段文杰與莫高窟》。段先生自著的回憶錄《敦煌之夢》于2007年由江蘇美術出版社出版。近期，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敦煌是我生命的全部——段文杰回憶錄》一書。現在，《敦煌人生：我的父親段文杰》的問世，又增添了段先生傳記作品的新篇章。此外，近期還有第一代“莫高人”孫儒僴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樹下》，董洪亮、王錦濤等人撰寫的《敦煌守護人》，另一位“敦煌女兒”常沙娜自傳《敦煌：父親的召喚》……不少弘揚“莫高精神”的好書陸續走進讀者的視野。在傳承、弘揚、創新敦煌文化藝術的新時期，我們需要撰寫、出版更多更好的“莫高人”傳記，使之成為廣大讀者珍貴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