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道元的實地考察與《水經注》的撰作

　　我國古代歷來有重視記載河湖水道的傳統，從先秦時期成書的《山海經》《尚書》到漢代的《史記》《漢書》等典籍，都保留了大量相關信息。東漢以后則有多部以《水經》為名的著作問世，其中有一部三國時期成書的《水經》，記述了全國137條主要河流的情況。北魏時期的酈道元嫌其簡略，乃以其為綱，增廣河流水系至2596條，撰成《水經注》四十卷，字數也超過原文20倍以上，酈道元被后世贊譽為杰出的地理學家。

　　如何撰注《水經》？依照酈氏自序，是對諸條水系“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搜渠，緝而綴之?！督洝酚锌?謬)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通過網羅爬梳大量前人文獻、碑刻銘文、公文書信，甚至神話傳說和風土人情等材料，“因水以證地，即地以存古”(清人王先謙語)。注文所引很多材料后世已經亡佚，賴《水經注》得以部分保存。

　　清人沈德潛說：“余少時讀《水經注》，服其真能讀萬卷書，行盡天下山水路”，《四庫提要》則說“塞外群流，江南諸派，道元足跡，皆所未經。……俱不免附會乖錯，……傳聞失實”。譚其驤先生說：“古今有許多學者認為，全部《水經注》除一些注明引自前人著作的詞句外，便都是酈道元根據他自己的調查、考察、研究所得寫下來的，這是極大的誤解”，因為酈道元一生游歷所及，無法涉及南朝疆土，就是北魏境內，也是很有限的幾處。酈道元自述“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治學方法是“默室求深，閉舟問遠”，“可見他決不是一個大旅行家，更不可能是一個從事大范圍實地考察的工作者。”產生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緣于酈道元提及“訪瀆搜渠”。僅以字面意思容易理解為酈氏十分注重實地考察，譚先生提醒，結合上下文便可明白，“原來他是根據‘前文’即前人作品所載水道源流和兩岸經歷，一瀆一渠地緝綴下來的。……而不是根據他自己的親見親聞所記下來的那一小部分。”實地考察在《水經注》的成書過程中是否起到關鍵作用，已經成為定論。

　　盡管如此，倘若將酈道元的“親見親聞”，即其游歷考察所得與《水經注》成書分別討論，似乎仍有新的收獲。按酈道元一生，因私因公多次游歷，行蹤涉及北魏境內多地。酈氏祖籍在今河北保定涿州市，《水經注》對這一帶的描述極為詳細，便可能與他童年的記憶有關。道元少時，跟隨父親酈范長期遷居青州(治今山東青州市)，熟悉青州一帶地物，如《水經注》卷二六記述熏冶泉水源頭一帶景色優美，實為“嬉游之處”，“余總角之年，侍節東州，至若炎夏火流，閑居倦想，提琴命友，嬉娛永日。桂筍尋波，輕林委浪，琴歌既洽，歡情亦暢，是焉棲寄，實可憑衿。”又有“(石井)水北流注井，井際廣城東側，三面積石，高深一匹有余。長津激浪，瀑布而下，澎赑之音，驚川聒谷，漰渀之勢，狀同洪井，北流入陽水。余生長東齊，極游其下，于中闊絕，乃積綿載。”道元成年隨父到北魏都城平城(治今山西大同市)中央政府任職，數年后隨北魏孝文帝拓跋宏遷都洛陽。身為京官，有多次隨同皇帝巡行的機遇，如“余以太和十八年(494年)從高祖北巡，屆于陰山之講武臺。臺之東有《高祖講武碑》，碑文是中書郎高聰之辭也。自臺西出，南上山。山無樹木，惟童阜耳……”，不僅詳細記載孝文帝巡幸陰山講武臺一事，還將講武臺周邊的地理風貌一并保存下來。酈道元后又外任冀州鎮東府長史、魯陽郡太守及東荊州刺史等職，得以因公前往北魏多地?！端涀ⅰ肪矶澹?ldquo;余昔因公事，沿歷徐、沇，路逕洙、泗，因令尋其源流”，卷三十二也說：“余往因公至于淮津，舟車所屆，次于決水，訪其民宰，與古名全違。脈水尋經，方知決口。” 通過實地踏察發現與典籍記載間的抵牾，進而做出合理辨析。引述他人著作時，也留意該作者是否親睹該水。仕宦途中，他甚至還有機會再返青州故地，重游石井水，“后因王事，復出海岱。郭金紫惠同石井，賦詩言意。彌日嬉娛，尤慰羈心，但恨此水時有通塞耳。”

　　早酈道元約六百年的太史公司馬遷，其游歷考察與撰著《史記》，與酈道元有異曲同工之處。無論是太史公自述，還是后人對《史記》的評價，幾乎都對其游歷給予充分重視。《太史公自序》：“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游歷途中，往往帶著明確的考察任務，《樊酈滕灌列傳》：“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魏世家》：“吾適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溝而灌大梁，三月城壞，王請降，遂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為不然。”游歷所獲是《史記》重要的資料來源。早年的游歷，仕宦生涯中的奉公出行，跟隨帝王巡游以及為“成一家之言”進行的實地探訪，司馬遷酈道元都有極為相似的考察經歷。對于難以親往的異域藩邦，二人竟然也都要尋覓良機采訪蕃使，力圖獲取更為直接的信息。

　　同樣的游歷活動，為何后世會出現差異如此之大的評價？問題應該出在著作的性質上，即《史記》是一部開創性的史書，《水經注》則是一部公認的地理書(酈氏卻不一定認可)。既是地理之書，勢必會考量是否充分開展實地考察。不過，依照當時的科技條件以及學術發展的進程來看，這些都不容易實現，《水經注》的成書，只能通過大量的文獻搜集整理，查驗比勘來完成。在不具備現代交通條件的情況下，古人的游歷考察不得不依靠人力及有限的輔助動力來完成，日常起居、后勤保障也是大問題，考察范圍勢必受到極大限制。即便擁有現代科技條件支持的今天，要在大半個中國這樣巨大的地域空間內進行實地考察，其范圍與內容的完成度依然不會太高。從學術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在明末清初反對空談，提倡“經世致用”的思潮影響下，方才涌現出一批如徐霞客、王士性及梁份等學者走出書齋，轉以野外踏察為重心，以實地調查獲得的第一手材料完成具現代地理學雛形的地理之書。

　　綜上，將酈道元的游歷考察與《水經注》的成書手段單獨討論，是較為穩妥合理的做法，能分別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論斷。清代學者王先謙研究《水經注》三十年，生平足跡所至，必隨身攜帶此書，不斷通過實地考察來核驗書中所記，計劃通過繪制地圖，參考其他史志及清代政區來為注作疏。清末民初的楊守敬、熊會貞師徒二人歷數十年完成《水經注疏》及《水經注圖》，賡續了酈道元開創的學術事業。今人研究《水經注》，文獻考證與實地考察必然并重，然則酈道元在他那個時代已經做到了他應該做的，沈德潛以“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容有二”評價《水經注》，也是對酈道元學術生涯的肯定。

　　(作者：劉新光，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