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迅 1984年出生，現居南京。出版散文集《誰還能衣錦還鄉》《寄居者筆記》等。曾獲林語堂散文獎、豐子愷散文獎評委獎、孫犁散文獎、冰心兒童文學獎、三毛散文獎等獎項。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人民文學出版社、武漢卓爾書店聯合主辦，作家向迅、李修文圍繞《與父親書》《詩來見我》，就文學作品中的父親形象、散文寫作的邊界等問題展開深入對話，并通過視頻直播。

　　《與父親書》由六篇散文構成，向迅選擇父親生命中幾個重要時間節點，書寫父親在童年、饑困時、病重后的生活瑣事和生命狀態。這是他寫給父親的深情之書，是兒子與父親的靈魂對談，呈現出一位中國農民父親的坎坷命運與精神秘史。

　　這位父親遠離臉譜化光環，以一個隨時都可能被淹沒、被遺忘的失敗者身份，回到文學作品中。他勇敢、熱情、善良，卻又暴躁、冷酷、膽怯，他早年面對困頓的生活滿含悲憤，晚年面對疾病飽嘗孤獨……作者創造出一個與眾不同的父親形象，賦予這個形象普遍意義：每一個人都能在他身上窺見自己父親或父輩的身影。這是一本獻給父親的書。

　　著名作家李修文對向迅的《與父親書》給予高度評價：“向迅那么冷靜、客觀地呈現生活復雜的片段、細節，最打動我的是書中的父親晚年身患重病下樓困難，嘴巴里不斷發出若有若無類似于號子般的聲音，讓我們看到一個人在生死之間到底經由什么樣的撕扯，最終呈現出什么樣的存在。”

　　向迅坦言：“我渴望寫出不一樣的父親，而且有小小的野心，想讓讀者在他身上窺見自己父親抑或父輩的影子。這可能是一種奢望，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一位不加美化和修飾的父親如實地寫進文章里。”

　　向迅曾多次獲得國內各項散文獎，評論認為，他在《與父親書》里袒露出年輕作家通過寫作，使散文這種文體不斷向前進步的可能性。向迅說：“現代散文歷經百余年，隨著文體越分越細，它的邊界越來越窄，作家能鉆研的東西也越來越小，所以我們的散文寫作急需改變。李敬澤、于堅、劉亮程、張銳鋒、寧肯、周曉楓、李修文等作家改變了當下散文的寫作方向，我也一直在追求變化，想拓寬它的邊界，這在《與父親書》里面有所體現。”

　　我們想極力隱藏的部分

　　可能恰恰是最具文學性的

　　記者：最早您是因為父親生病去世，才想到要為他寫一本書嗎？

　　向迅：關于《與父親書》這本散文集，先后間隔了五年。最早的一篇是我父親生病的時候，我陪護結束回到江蘇，把一些細節性的東西記錄下來，當作一個長篇非虛構的作品。可能在創作過程中需要面對一些事情，我還是不能完全去面對，所以后來沒法寫下去。這本散文集里有兩篇文章就是那時候寫的，可以單獨成篇。

　　我們的父親作為個體的人，都是無名之輩，數千年以來都是如此。我父親作為農民，可能他的生命失去了，就失去了，包括他的親人，除了每年特殊的日子會想起他，其他時刻他都是被遺忘的。一個村莊也好，一個城市也好，每天都有很多人逝去，我們能夠想起誰呢？我們自身也是一樣。所以，我當時就想為父親寫點東西，不能讓他像我們村子里其他人一樣，消失就消失了。我覺得，我寫父親是為了維系歷史，因為我們的歷史是一代接一代人延續下來的，我們每個人的父親都是其中的一環。我有點緊迫感，因為隨著時間流逝，我現在回憶父親在同濟醫院、在家里的細節，很多都想不起來了，后悔當時沒把它如實記錄下來。

　　記者：有些作者在寫逝去親人的時候會帶著眼淚，感情越深心情越沉重，您也是這樣的嗎？

　　向迅：其實我覺得這是不可取的。在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的確也沒有朝這個方向想，更不想賺取讀者的眼淚，我就是想客觀、真實地呈現我父親生命中的那些時光。我可能渴望寫一個不一樣的父親，雖然我們普通人的生活遭遇都比較雷同，但作為生命的個體，在這個世界上存在，肯定有自己獨一無二的地方。我渴望把我父親最真實的一面體現出來。王安憶有一篇寫她父親的文章，名字叫《父親從哪里來》，其中寫到一段，她說我們最熟悉的人可能被忽略掉，因為我們在生活中面對的是柴米油鹽，我們可能把父親的情緒給忽略掉了。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我們身邊最親近的人，我們自以為對他了如指掌，但真到了寫作的時候，才發現對他真的是一無所知。我們真正了解他們嗎？真正了解父親、了解母親嗎？當我寫父親的時候，的確需要勇氣。

　　這本書的幾乎每一篇，我都用了十二分力氣。最熟悉的人最難寫，這條不成文的寫作定律，在我的寫作過程中得到了深刻體現。要把父親的形象從日常事務中浮現出來，首先要把他還原到日常事務中去。而要還原豐沛的日常生活細節，則要帶著放大鏡沉入到往事中。

　　記者：您在寫父親的時候，會做怎樣的取舍？您希望呈現給讀者一個什么樣的父親？

　　向迅：有一些親情散文為什么受到詬病？因為我們寫的時候，對我們的親人可能會“手下留情”，可能對他進行美化、修飾，把他不怎么光亮的部分隱藏起來。而在我的散文中，會盡可能地把最真實的生活呈現出來，因為我們想極力隱藏的部分，可能恰恰是最具文學性的。包括我把父親面對疾病的膽怯、恐懼，都呈現出來，這才是一個真實的我的父親。我們從小學寫作文開始，父親可能就是很完美的人，充滿力量，像英雄一樣。隨著成長，我們發現父親可能并不完美，可能有落魄的時候，可能遭遇生活中的打擊，我們如何面對這樣的父親？作為文學從業者，應該把他真實的部分呈現出來，這樣才能體現父親的多面性。我想打破傳統散文中對父親的歌頌式寫作，我覺得那種寫作不夠真實。

　　在寫作中與父親和解

　　父親的形象愈發清晰

　　記者：您在書中提到和父親的關系并非完美。

　　向迅：作家寫作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就是和解，包括與自己和解，我寫《與父親書》的一個原因就是與父親和解。在我的成長過程中，與父親有很多沖突，有很多不理解。我父親特別嚴厲，脾氣暴躁，我們小時候經常挨罵，我們膽小如鼠。我們和媽媽幾個人在房間里聊天，談笑風生，父親一進來，我們立即就正襟危坐，笑容也收起來，很怕父親。卡夫卡在1915年給他父親的信里提到的對父親的那種恐懼，我覺得跟我一模一樣。我后來離家上學，就是想擺脫父親。但是在童年時期，我對父親還是崇拜的，他個子很高，在我心里像是無所不能的英雄，只不過后來我到了叛逆期，覺得他什么也不懂，就想離開他，越遠越好，所謂逃離父親。畢業后我一直在外面生活，隨著經歷的增加，對父親有了重新認識。但是我和父親的溝通存在很大障礙，基本沒有交心的時刻，包括他生命快要結束時，我想與他交流往事，把他在外面謀生，經歷的一些最極端的事情講給我聽，但我沒有勇氣對父親說：我想與你談一談。

　　記者：您寫這本書也是和父親的一次交流。

　　向迅：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這樣的，這個目的也達到了。因為很多農民都像我父親一樣，沒有什么遠大理想，一輩子就是養家糊口，再建一棟房子。但是，我在寫作過程中發現，我父親還是有理想的，即使在他生病之后，他還對我講，等病好了，回去把花園建好。我們家有一個很大的院子，我父親很愛花，他無論去哪都會收集花種，回來種在我家花園里。他帶回來的格桑花種子，不僅在我家花園開了花，在所有我們家族的院子里也都開了花，每到春夏時，一片姹紫嫣紅。

　　我小時候家里條件不是很好，交不起學費，我就怪父親：“學費也不貴，怎么交不起，你們怎么沒有志氣？”后來我反思，我父親真是挺偉大的人，他沒讀過什么書，卻把我們兄妹幾人都相繼送去讀了大學。我后來了解到，我父親特別聰明、有才華，如果他能多讀書，可能會成為藝術家，因為他真的無所不能。我外婆就是覺得我父親手藝好，養家沒問題，才把女兒嫁給他的。

　　那時候我每次給家里打電話，和母親說半個小時、一個小時，跟父親最多說五分鐘、十分鐘，就沒什么話說了，有時還會沉默。有一次，父親甚至在電話里問，怎么跟我沒有話說？我雖然真的跟他沒什么話說，但他在我心里還是占了一個很重要的位置。他去世后，我可能表面上并沒有多么難過，但我總會夢見父親，夢見他還活著，他的離開的確給我心里留下了一道無法彌補的傷口。卡夫卡給他父親的信中寫道，“我寫作就是想寫我無法撲在你的懷抱里，無法哭訴的話。”也就是說，他的寫作可能有一個潛在的動力，就是說給他父親聽。我寫《與父親書》可能也只是一個開頭，后面還有許許多多關于他的事情，可能還會寫。

　　最高級的寫作

　　就是個人化的敘述

　　記者：有一句話說，如果要了解父親，可能自己成為父親之后，就自然而然地了解了。

　　向迅：我們的父輩，可能都不善于在兒女面前表露真實想法。如果你想改善與父親的關系，很多時候你站在父親的角度思考問題，可能就會明白。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給他寫一封長信，把你內心的猶疑不解告訴他，他可能會對你內心的想法有一些理解。

　　記者：您寫小說、詩歌、散文，特別是非虛構和小說之間，如何劃分邊界？

　　向迅：我以前寫純文學的散文，最近幾年一直在追求變化，在《與父親書》里面有所體現，有的篇目可以當作小說讀。司馬遷的《史記》，不能說它是散文或者小說，它實際上就是一個超級文本。還有先秦諸子百家的作品也是，不能用散文或者小說來界定文體。在現在這樣一個階段，散文面臨革命，需要打破邊框，所謂小說、散文、詩歌，可能變成存在于我們思想里的一個東西，我們想怎么改造就怎么改造，我不想把文體分得太細。我記得《小說月報》曾有一個欄目，就是容納一些無法歸類的實驗性的文體。

　　記者：像您這種個性化的寫作，您認為如何能引起更多讀者的共鳴？您怎么評價通俗文學？

　　向迅：我覺得最高級的寫作就是個人化的敘述，因為他想要擺脫大眾化的敘述。卡夫卡在生前沒有什么讀者，沒有得到廣泛認同，《尤利西斯》也是，但我們這么多年一直在讀，因為它的文本很獨特。個人化敘述也可以和個人腔調結合起來，作家追求自我的聲音，如果沒有自我，容易被大部分聲音淹沒。我常說敘述腔調，像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就有迷人的腔調，別人模仿不了，所以他成為了馬爾克斯。通俗文學可能會風靡一時，讀者甚多。不過在我看來，現在文學界認同的還是寫得比較嚴肅的、有個人聲音的文學作品。

　　向迅

　　我與父親

　　父親曾給我寫過許多封信。那些信，寄自北京密云，貴州某縣，烏魯木齊，或者別的什么地方。我據此知道父親正在哪里謀生。每每有他的信被郵差送來，我都會懷著隱秘的喜悅，躲到一個無人打擾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拆開信封，抽出兩三頁疊在一起的信紙──多半是從筆記簿或練習冊上裁下的內頁──展平折痕，逐字逐句讀。

　　父親在字里行間流露出陌生的一面。這個父親，就像是換了一副嗓子，換了一個性格，換了一副面孔，和顏悅色地對我說了許多平日里聽不到的話，甚至還有點啰唆──在他噓寒問暖的時候。而且每封信的開頭，他總是模仿古人的筆調：吾兒向迅，近來可好？讀著這樣的句子，總覺得怪怪的，令我忍俊不禁。

　　我所熟悉的那位父親，是一個出了名的直性子和暴脾氣，不會花言巧語，更不會虛與委蛇，與人理論，八成會擦槍走火。在母親面前，他極少表現出作為丈夫的溫柔；在我們兄妹面前，他也極少表現出一位父親應該具備的耐心。而在信中，父親真的就跟變了一個人似的。在他樸實無華的措辭中，我不僅充分感受到了他發自肺腑的關心與愛意，還感受到了他作為父親的無奈與悲哀，我甚至還隱約感受到了他為試圖敞開心扉與我溝通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信中的父親與現實生活中的父親，恰如地球的南北兩極，也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合起來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父親，立體的父親。這個父親，有幸被我看見了，讀到了，感受到了。而哥哥和妹妹，只看見父親的一個側面；母親或許也是如此。

　　我曾把父親寫給我的那一摞信件視為珍稀之物。我把它們放在隨身攜帶的行李箱里，從江漢平原帶到珠江三角洲，又從珠江三角洲帶到湘江之濱。正是在湘江之濱，我開始書寫父親，也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錯誤：某一日，我懷著不可告人的秘密，把父親寫給我的那些信件和其他一些比較私密的信件，悉數銷毀。我把它們撕成碎片，扔進了垃圾桶。

　　2015年春天，我計劃為父親寫一本書，第一時間就想到那摞信件正是最佳的創作素材，可任我翻箱倒柜，也沒有找到父親寫給我的只言片語。冷靜下來，我才想起前幾年做過的蠢事，后悔莫及。

　　一年之后，那摞信件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那年夏天，父親因病永遠地離開了我們。如果那些信件還被我完好無損地保存著，那么我們就可以在閱讀每一封信的時候感受到一個真實的父親。否則，我們就只能通過回憶了。我擔心隨著時間的流逝，我對父親的記憶會越來越模糊。我要通過書寫的方式，讓父親活著，讓他逐漸模糊的形象重新變得清晰起來。這既是我理解父親的方式，也是我懷念父親的方式。

　　對我而言，盡我所能寫出父親一生的故事，就是在履行“保持時間的回憶”“維系歷史”的義務。如果我不及時把那些與他有關的記憶碎片從深海里打撈而出，它們將像船舶的殘骸，永遠沉沒于漆黑的海底。我不能讓歷史發生斷裂。這便是推動我創作《與父親書》的力量。（何玉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