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從“個人”連通時代與世界

　　　作者：馮圓芳

　　　　2020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如蝴蝶扇動翅膀，隨之掀起的讀詩熱潮再次印證了“詩歌從未遠離”的事實。什么決定了一首好詩？在全球疫情造就的人類文明“至暗時刻”，詩歌肩負著怎樣的時代使命？近年來中國詩壇又發生了哪些“變”與“不變”？10月11日、12日，第三屆揚子江詩會·大家講壇和“新世紀20年中國詩歌創作”研討會分別在南京、徐州舉行，詩壇名家、期刊主編、專家學者齊聚江蘇，在一個富有節點意義的歷史時刻里，重新審視詩歌這一古老而新鮮的文體。

　　　　新媒體、新技術重塑詩歌生態

　　　　“那時的春天稠密，難以攪動，野油菜花，翻山越嶺/蜜蜂嗡嗡的甜，掛在明亮的視覺里……”詩人陳先發的《最后一課》，備受南開大學教授羅振亞的推崇，“這首詩敘述一位老師穿過田埂為生病女孩補課的敬業故事，詩中有‘他’打電話、夾雨傘的動作描寫，有‘他’認 真整潔、儒雅莊重的性格刻畫，顯示了詩人介入日常生活的能力之強。”這首樸素的詩，折射了中國詩歌近年來的變化：詩人由主要依托流派、社團轉向“個人化寫作”，從加入“大合唱”轉為立足個體生命經驗，以獨特的聲音、語感和風格來展示和世界的關系。

　　　　如果硬要用一個詞概括近年來的中國詩歌創作，那么一定是“多元”。“每個詩人都八仙過海各施絕技，除了‘寫什么’，也關注‘怎么寫’。”羅振亞說，“語詞運動、仿寫、反諷、戲劇性、敘事、互文、文體互滲等‘花招’百出，呈現出同一時代背景下每個抒情主體的獨特風貌。”

　　　　當下的詩歌生態也發生了鮮明的變化。“我水銀一樣純凈的愛人，今夜我馬放南山”“陌生的姑娘，我愛你”……紀錄片《我的詩篇》，“捧紅”陳年喜、鄔霞等“打工詩人”，讓他們進入大眾視野；葉嘉瑩文學電影《掬水月在手》未播先火，同樣以“變”的形式見證著人們不變的詩心。南開大學副教授盧楨認為，新媒體、新技術正深刻改變著包括創作、傳播、消費在內的詩歌全鏈條生態：“以博客、微博、微信、豆瓣為發表陣地，線上蓬勃生長的自媒體詩人大量涌現，刮來詩壇新風；詩歌與其他媒介進行實驗性整合，黑大春的‘歌詩小組’把詩歌說唱與小提琴、搖滾樂雜糅，詩與樂相得益彰；微軟小冰、小封機器人的AI詩歌引發關于文學本質的思索；詩歌營銷推廣風氣日盛，‘為你讀詩’App、線下云上全面開花的詩歌朗誦會、詩電影等均提高了詩歌的曝光度和影響力。”

　　　　喧嘩中審視詩歌“初心”

　　　　《全唐詩》不過五萬余首，目前中國每天的詩歌產量已經超過了這個數字；詩歌網站注冊人數逾千萬，民間詩歌刊物達1100多種，名目繁多的詩歌評獎頻頻引人矚目……這意味著詩壇變得更加“繁榮”了嗎？曾連續五年擔任柔剛詩歌獎評委的南京大學教授傅元峰慨嘆，活躍的詩歌評獎客觀上催生了不少“競賽體”詩歌，它們往往包含著媚俗的修辭姿態、討巧的技術取悅。南京師范大學教授何平則發現，富有創造性的詩歌常常無法在評獎中取得共識；相反，“平庸”一些的作品反倒可能獲得更多評委青睞。

　　　　抽象的“集體”逐漸隱居幕后，生動的“個體”走向舞臺中央，這是幾十年來中國詩歌的鮮明轉向。“但詩歌是個人的，也是社會和歷史的，個人化寫作只有傳遞具體的歷史情境和人類生活的普遍焦慮，才能夠引發共鳴。”羅振亞說。而放眼當下，一些詩人正無限度地張揚個體，讓自我情感經驗膨脹漫游，回避社會良心、人類理想，詩歌應有的“詩魂”被抽空殆盡。

　　　　仰望星空，詩歌要做時代的“精神高標”；棲身大地，詩歌也要察世情、觀人心。《詩歌月刊》主編李云注意到，一些詩人回應新鮮現實的能力嚴重滯后，“表現新時代鄉村時運用的意象還停留在老井、炊煙、耕牛層面，傳遞的畫面仿佛改革開放初期的鄉村，寫作手法也停留在艾青、臧克家式的表達方式上，他們筆下的詩歌與我們生活的現場之間嚴重斷裂。”或者，詩人雖然記錄下某種現實的斷面，卻無法傳遞出時代的普遍經驗，在何平看來，這是詩人的能力不足造成的，他們缺少一種對素材進行體驗、想象、審美鍛造和思想綜合的本領。

　　　　當下，眼花繚亂的詩歌營銷傳播態勢或許值得警惕。當雜糅著搖滾音樂、炫酷燈光和奇幻舞臺的“詩歌表演”引人趨之若鶩，當一首戲仿詩歌文體、充滿解構與嘲弄的“偽詩”在眼球經濟左右下形成傳播奇觀，當一場聲勢浩大的“丟書大作戰”、大V加持的詩歌沙龍收割可觀流量，人們須明白，這些現象也許擴大了詩歌的影響力，本質上卻很可能無關乎詩。盧楨提醒，“剪貼文化”“快餐文化”固然帶來了娛樂快感，卻也使詩歌特有的凝練與哲思日漸式微，“這個時候不妨問問：詩歌的初心又在哪里？”

　　　　擔起引領人類精神的使命

　　　　“當東方和西方再一次相遇在命運的出口/是走出絕境？還是自我毀滅？/左手對右手的責怪，并不能/制造出一艘新的挪亞方舟，逃離這千年的困境……”疫情期間，著名詩人、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所作的一首長詩《裂開的星球》，立足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激烈博弈的世界局勢，呼吁捍衛自由、公平和正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他看來，在這樣一個人類歷史上最艱難的時刻，詩人和詩歌更應該承擔起引領人類精神的崇高使命，保持傾聽，打破壁壘。

　　　　放眼國內，今年恰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吉狄馬加認為，詩歌作為詩人個體發出的聲音，應該永遠是個人性的；但是一個置身于時代并敢于搏擊生活激流的詩人，又不能不關注民族和同胞的命運，“我很喜歡的一位愛爾蘭詩人，他的詩歌書寫了很多瑣碎生活、田間植物，仿佛田野里反光的玻璃碎片，折射出特定自然歷史環境所養育的一個民族的精神史詩。因此，從詩人的個體聲音背后，我們應該聽到的是群體和聲、人類意識的回響。”

　　　　不過，詩歌與生活、時代、歷史之間并非簡單的鏡像關系，而應是一種多角度的思索與探尋。河南大學教授耿占春說，和青春熱烈的何其芳相比，他更欣賞詩人穆旦后期創作里的那種豐厚，里面包蘊著更復雜的歷史洞見，有美學的光芒，也有生活的智慧。譬如一句“我的全部努力，不過完成了普通的生活”，交織著生而為人的艱辛，至今仍喚起共鳴。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敬文東說，“詩歌要和新聞競賽，就必須寫出這種唯有詩歌才能表達的東西”。

　　　　詩人的“見證”使命也包含著時代問題的審視、對現實弊疾的反思。“我把車子開上高速公路，就是開始了一場對蝴蝶的屠殺/或者蝴蝶看到我高速駛來，就決定發動一場自殺飛行……”在《當代國際詩壇》主編唐曉渡看來，詩人西川的《撞死在擋風玻璃上的蝴蝶》，以精準的意象、高度凝練的現代情境，指出了人類文明進程對其他物種、生態環境造成的碾壓性侵害，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重溫這首詩，仍然能帶給讀者震撼和啟示——這便是好的詩歌在審美愉悅之外的又一種力量。（馮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