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國家魯迅研究漸熱 魯迅的價值被西方重新發現

　　英語國家魯迅研究漸熱

　　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窮的窗口(文學聚焦)

　　·就方法論而言，新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著和傳記各有側重，但都可以歸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范式中

　　·魯迅不僅是世界級文豪，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研究這一現象，挖掘“魯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內涵，不僅具有學術和學科意義，也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限的窗口

　　早在1927年，美國學者巴特勒特(Bartlett)就在美國《當代歷史》上發表《中國革命的思想界領袖們》一文，積極評價魯迅的《阿Q正傳》《風波》和《狂人日記》等短篇小說，開創了西方魯迅研究的先河。此后幾十年，魯迅研究雖未停止，但始終表現平淡，整體研究成果并不豐富。截至本世紀初，僅有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和寇志明(Jon Eugene von Kowallis)等人出版的專著和其他幾位學者的博士論文，研究主力幾乎是清一色的華裔學者。

　　新世紀以來，魯迅研究在英語國家呈現突破性進展——除發表大量魯迅研究論文外，自2002年起，英語國家的多家著名大學出版社出版魯迅研究專著8本，傳記2本，作為中國文學巨匠的魯迅，在海外學界影響力不斷提升。

　　西方挖掘“魯迅精神”和“民族魂”內涵

　　長期以來，西方魯迅研究的范圍十分狹小，主要集中于他的前期作品，尤其是短篇小說，很少涉及散文和雜文，迴避左翼時期的魯迅及其作品。如今態勢已大為改觀。國際知名的澳大利亞魯迅研究學者黃樂嫣(Gloria Davies)2013年出版《魯迅的革命：動亂時代的寫作》，從文學、語言和思想三方面，集中研究魯迅后期(1927年-1936年)的散文和雜文作品，深入挖掘其中表現的人民性。哈佛大學哲學教授伊維德(Wilt Idema)研究對比歷代作者對《莊子·至樂》的改編后，認為魯迅的《起死》與《故事新編》中收錄的其他故事意旨相同，都是妙用典籍之作。《起死》以戲劇的形式和情節，辛辣諷刺當時知識界不切實際的空談做派。

　　愛丁堡大學教授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出版《情書與現代中國的隱私文化：魯迅和許廣平的感情生活》，不僅從文學的角度分析《兩地書》的體裁、形式、風格和內容，還對比中國和5個英語國家的隱私文化，以比較文化的視角還原了以“民族魂”為核心的魯迅精神及其人道主義者形象。加拿大學者保爾·福斯特(Paul Foster)2007年出版長達400多頁的《阿Q譜系考古學》，以文學分析為主，結合話語分析和其他文化研究方法，圍繞百年來阿Q形象的嬗變，穿梭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和歷史。

　　英國學者卜立德(David E. Pollard)、杰里米·譚布林(Jeremy Tambling)，加拿大學者溫迪·拉爾森(Wendy Larson)、傅佛果(Joshua J. Fogel)，美國學者鄭愛玲(Eileen J. Cheng)、卡羅琳·布朗(Carolyn Brown)等人的研究專著，也從不同角度廣泛深入挖掘魯迅其人其文的思想價值與藝術成就。除鄭愛玲外，這些學者母語均為英語，并來自多個國家，其中還有像羅琳·布朗這樣的非洲裔美國學者。這說明魯迅研究不再局限于一國一域，而是在英語國家受到更廣泛關注。

　　魯迅的價值被西方重新發現

　　隨著魯迅研究在對象上的拓展和研究者隊伍的壯大，相關研究方法也實現了突破，魯迅的價值日益被西方學術界重新發現。

　　杰里米·譚布林運用語言學、話語分析以及巴赫金對話和復調理論研究魯迅小說，認為魯迅使用白話文創作，其意義與但丁棄用拉丁語而改用意大利語創作《神曲》，有異曲同工之處，并認為《吶喊》中的每一個短篇都創造了一種特殊的“聲音”，每部作品都有“復調”效果，對中國短篇小說的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換句話說，在杰里米·譚布林看來，魯迅的創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話語結構和形式，具有開拓性意義，就其作用和效果而言，魯迅可比肩但丁。

　　卡羅琳·布朗細讀《吶喊》和《彷徨》，運用榮格的人格理論，尤其是“真我”“自我”“原型”“陰影”和“人格面具”等理論，結合魯迅生平和當時的歷史文化語境，進行魯迅“思想的深層解構”，建構魯迅的心理、人格和精神結構，進而揭示現代中國作家的文化心理和精神結構。這本專著甫一出版，即好評如潮，文學界和心理學界一致認為布朗不但實現了文學跨學科研究的可行性，而且實現了方法論的突破和創新，將魯迅研究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就方法論而言，新世紀以來英語世界的魯迅研究專著和傳記各有側重，但都可以歸到文化研究的理論和范式中。文化研究克服了文學本體論和純審美研究的局限，學者們結合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心理學和文化學等學科理論，以各學科中的文化關鍵詞為語境，以世界文學、文化、思想史和歷史為視野，重估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以及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重新認識魯迅、發現魯迅、評價魯迅，取得了一系列新發現。黃樂嫣認為：“從名望、震撼力和恒久的(讀者)敬仰等幾方面考量，魯迅文學的國際影響可以媲美馬克·吐溫、莎士比亞、歌德和托爾斯泰。”其他學者還將魯迅和狄更斯、奧威爾、卡夫卡等世界文豪相提并論。這樣的評價不僅客觀而且符合事實。

　　本世紀英語國家的學者運用比較文學、比較文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論和方法，將魯迅研究從以審美為主轉向以文化研究為主，認為魯迅不僅是世界級文豪，而且是一種文化現象。通過研究這一現象，可以挖掘“魯迅精神”和“民族魂”的內涵，進而認識和了解中國人的內在精神。魯迅研究熱潮不減，研究魯迅不僅具有學術和學科意義，而且是認識中國文化的一個潛力無限的窗口。

　　(李貴蒼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