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師大出版社近日出版了天津作家狄青的新書《卡爾維諾年代》。這是一部解剖外國文學現象、趣說文壇典故的書，所評點的作家享譽世界文壇，所述文學現象也頗具話題性。狄青的解讀視野廣闊，富有創見，字里行間飄逸出濃郁的文化情懷。為什么要寫這本書？狄青以他個人的文學成長經歷為線索，講述了他與大師之間的隱秘故事。

　　幼年時開始寫想象的故事

　　人生經歷讓寫作受益無窮

　　我是兩歲時隨父母從天津中心市區下放到農村的，地點在東郊區（現東麗區）小東莊公社務本大隊。那是1970年，國家號召把一部分干部下放到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同時改變農村的知識結構。我父親是天津市外貿局的一級翻譯，熟練掌握三門外語，下放前多年都是天津市參加廣交會的首席翻譯。下放到農村后，他先是和社員一起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后來被調到當地一所中學的高中做英文教師；我母親下放前是三甲醫院的護士長，下放到農村是背著紅藥箱走村串戶的赤腳醫生。

　　我從記事起就認定自己是個鄉下孩子，但和其他鄉下孩子還是有很大區別。首先是剛到農村時家里條件還比較好，我父親雖下放時被大幅減薪，但他依舊是當時全東郊區月薪最高的，每月105元。當時雖然賣了很多家具，但搬到鄉下的那些老家具在鄉下很打眼，與農民家庭對比還是鮮明的。我父母是40多歲的時候有的我，我只有一個姐姐，比我大十四歲，她很早就工作了，在當時，一家四口只有我一個“吃閑飯”的情況很少見。但是在我8歲的時候，我父親因病去世，而我母親很快也得了重病，1978年提前病退，家里的生活條件一落千丈。

　　在鄉下，好幾年住的都是土坯房，有三大間，還跨著一間柴房，不遠處就是一眼望不到邊的麥田。每天生產隊的大喇叭會在播報《新聞和報紙摘要》節目，每每這時我就會跑到麥田邊上的一架磨盤上，瞭望殘陽似血，莫名激動。從那時開始，我成了一個耽于夢想的孩子。那時候的小學是五年制，五年我換了四所小學，甭管換到哪上學，課間都會把自己想象的故事胡涂亂抹到一個個本子上。

　　因家庭原因，初中畢業我上了職校，十六七歲進了大國企。進廠后又被推薦出去上學，感覺自己的人生一直在變化中曲折向前。在工廠里團委和工會都干過，后來一直在計量科。我是二級計量員，每天穿著白大褂，在防塵的試驗室里給百分表和千分尺做檢驗。后來到報社，又到機關辦雜志，身份一直在變，一直沒變的就是寫作。

　　曾經有十年的時間，我一個人負責跑天津市的12個涉農區縣。天津市有3700多個村，我跑了500多個。這對我的寫作產生了不小的影響，它讓我與各行各業的人打交道，有各級干部，也有普通群眾，每天都能聽到各種新鮮事兒。出去采風，我更喜歡到艱苦偏僻的地方，去西藏采訪援藏干部，去河西走廊采訪老知青，去長城沿線采訪長城保護……1998年長江大水，我和廣州軍區舟橋部隊一起頂著第五次洪峰乘沖鋒舟沖上了決口大堤；我還沿著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部隊的行軍足跡，從修水順羅霄山脈一路到井岡山……這些經歷對于我的寫作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17歲發表小說處女作

　　闖入天津文學圈

　　姐姐因為工作單位遠很少回家，從小我就和母親一起生活，有點兒相依為命的感覺。每天都是她看她的電視，我看我的書。我15歲開始給報刊投稿，那時膽子特大，無知者無畏，記得連中國社科院的學報、北大學報我都投過。最早發表我文章的是《天津青年報》，那時候報紙發作品經常會在文章末尾加上作者的單位或就學的學校，對年輕作者尤會如此。我的文章發表后，我們學校的教務處長就把報紙貼在學校大門口的宣傳欄內，可見有多重視。一方面說明那時人們很欣賞自己身邊的寫作人才，另一方面說明那時報刊的影響力很大。

　　有一次我正在上課，老師說外面有人找。出去發現是兩個陌生成年男子，他們說是天津作協領導看到我在報刊上發表的那些“豆腐塊”，委托他們來聯系我，讓我參加作家協會的活動。當時他們兩位也都是業余作者，如今都已成為國內著名的作家和劇作家了。當時的天津作協在平山道上，第一次去我還不到16歲，接待我的是當時的作協秘書長馬丁。他跟我說，天津作協正在打造文學創作梯隊，第一梯隊的人最多，有二三十位，第二梯隊有三四位，“狄青你就算第三梯隊吧，暫時就你一個。”

　　當時上海的《萌芽》雜志在國內影響力非常大，有一個時期，它每期都推出國內各省市自治區的“青年作家專號”，比如“陜西青年作家專號”“北京青年作家專號”等。《萌芽》準備搞一期“天津青年作家專號”，由天津作協負責向全市征稿，當時從全市共征集到230多篇短篇小說，由天津作協派人送到上海《萌芽》雜志社。經《萌芽》編輯的認真選稿，選出來20篇作為發表備選篇目，并由《萌芽》雜志牽頭組織改稿會，組織這20位作者集中修改各自的小說稿件。這20篇里就包括我的小說。后來《萌芽》雜志從中選出10篇較為滿意的稿件準備刊發，還包括我的作品。但“天津青年作家專號”在刊發前因故調整，改成了“天津青年作家小輯”，只能同時發表5篇作品，而被保留下的這5篇作品里依然有我的小說。記得那時我剛過17歲生日，雖然之前已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小小說、散文、詩歌作品，但我還是把這篇小說視為較為嚴格意義上的我的小說處女作。也正是這次《萌芽》選稿，讓天津的文學圈認識了我、接納了我。

　　那時資訊相對閉塞，沒有網絡，不要說手機，即便是座機也遠未普及，但天津的文學圈很快就傳遍了──有一個叫狄青的小孩兒寫東西很厲害，甚至被冠以“神童”之說。仿佛是一夜之間，大家都知道有一個小孩兒“出來”了。說“出來”肯定也不是，但勢頭的確還是不錯的，國內有些刊物開始找我約稿，我的小說相繼在《星火》《廣州文藝》《作家》《長江文學叢刊》等國內較有影響的雜志發表。記得當初我在吉林《關東文學》雜志發小說頭條的時候才19歲，小說欄目排在我下面的有格非、洪峰、韓東等這些后來的大家。我18歲那年在《天津文學》上發表的組詩《只是一個瞬間》被當年《文藝報》總結國內全年詩歌創作時專門提到。19歲的時候我在《天津文學》發表頭條中篇小說《都市游魂》影響比較大，直到今天，有老一點的讀者見到我，還能背出我小說的第一句話是怎么寫的。

　　換個角度閱讀卡爾維諾

　　感受經典文學與著名作家

　　《卡爾維諾年代》是我的第十本書，也是第一本專門談論外國作家和外國文學的書。就像在這本書的后記里提到的，我在寫作伊始主要閱讀的是外國文學作品，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還是在我年少時比較火的外國現代派文學。那個時代，很多人閱讀很瘋狂，文學青年對哲學、美學的喜好甚至超過了對文學本身，他們經常會把薩特、尼采、叔本華、弗洛伊德這些名字掛在嘴邊。我記得米蘭·昆德拉《為了告別的聚會》剛出版時，有的書店門口竟然有排隊購書的讀者，這放在今天完全不可想象。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我對外國作家與外國文學的興趣始終沒有減弱。《卡爾維諾年代》這本書實際上不僅是談卡爾維諾的，里面涉及的外國著名作家有50位。當然，寫卡爾維諾的篇幅最長，有萬余字。而且對于卡爾維諾，我的觀察點和他人有所不同，我更樂意從他的成長經歷，比如他后來被迫參加法西斯青年組織以及之后加入叢林游擊隊入手，來探討他的故事的形成還有他的夢想。對于卡爾維諾的小說文本，實際上這么多年以來我們研究探討得并不少，我們需要的是換一種角度和方法。簡單說，其實我就是想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文壇巨擘都是怎樣煉成的。

　　《卡爾維諾年代》這本書評點的作家皆享譽世界文壇，所述文學現象也頗具討論性，屬于文學熱點話題范疇，不同的是，我喜歡從細節入手探察文學大師的創作隱秘以及作品所揭示的內涵。可能與我個人讀書的癖好有關，我不太喜歡用學院派的視角，也不太樂意為了深奧而深奧，所以在保證論述精準的同時盡量做到文筆詼諧、行文的方式不累，是我對自己最基本的要求，希望通過《卡爾維諾年代》這本書能夠引領讀者以輕松的心態，用相對較短的時間感受經典文學與著名作家的魅力。

　　除了卡爾維諾，書里我還談到了托爾斯泰、海明威、福克納、菲茨杰拉德、毛姆、普魯斯特、格雷厄姆·格林、塞林格、凱魯亞克、三島由紀夫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大家，也談到了村上春樹、帕慕克、雷蒙德·卡佛、J.K.羅琳、麥克尤恩等這些晚近的作家。也有一部分是對文學現象的剖析和批評。我往往都是把一個作家的作品、生活、逸聞等結合起來一起談，這倒并不是刻意為之，因為在閱讀外國作家作品時，我一直有一個習慣，就是會找他們的一些文論、隨筆甚至逸聞來參考著讀。比如，我在閱讀海明威的時候，就經常把他那本寫自己在巴黎生活的自傳《流動的盛宴》放在手邊，會對照著看。還有他第一任、第二任妻子寫的有關他的回憶錄。對福克納、菲茨杰拉德、太宰治、奈保爾等作家也是如此。這樣讀貌似有一些費事，但所得到的收獲抑或閱讀體驗卻是多重的。經常有人會說，喜歡吃雞蛋，何必去關注是哪只雞下的呢？這話有道理。但就像我們的食品安全最講究追根溯源一樣，去探討和關注是何種思想和經歷促成一個作家會寫出某一部作品，不僅是了解一個作家的重要方式，也是避免誤讀和曲解的最有效的辦法。（狄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