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得過去的中國與繞不過去的中國

　　《朝向“人類命運共同體”：樂黛云文選》，樂黛云著，貴州人民出版社 2018年6月第一版，60.00元

　　法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哲學家法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文章，題為《為什么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文中作者稱中國為一個“不能繞過”的重要“他者”（樂黛云《朝向“人類命運共同體”》，以下簡稱《朝向》，第458頁）。在歐洲中心主義盛行的西方，于連的開放姿態已實屬難能可貴。盡管他聲稱研究中國并非為異國情調所驅，也不是為所謂“比較之樂”所誘，但在他眼里，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也就是作為理論上的“他山之石”而已。誠如法國哲學家利科(Paul Ricoeur)所說，正是經由“理解他者”而達成“自我理解”。于連自己也坦承：他“只是想尋回一點兒理論迂回的余地，借一個新的起點，把自己從種種因為身在其中而無從辨析的理論紛爭之中解放出來”（《朝向》，第459頁）。

　　嚴格講來，這種作為理論上的“他者的中國”與“積弱的中國”，“閉關鎖國的中國”，以及“自我殖民”的中國，強烈地厭惡自己的過去，擁有強烈的羞恥感與自卑感的中國一樣，都是可以繞得過去的。但有一個中國是不僅法國人繞不過去的，西方人繞不過去的，而且也是今天人類繞不過去的，那就是作為有機共同體的有根的中國，有道的中國，開放的中國，正在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中國，正在建設生態文明的美麗中國，這是一個生成中的中國。一個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中國古代的“新中國”，一個具有“新中國精神”的新中國，一個需要我們所有人努力奮斗的中國。（《朝向》，第508頁）

　　由貴州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著名比較文學家樂黛云先生的《朝向“人類命運共同體”》，則從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的角度為我們呈現了這樣一個中國，一個絕對繞不過去的中國。雖然是論文集，但此書視野之闊，見識之深，猶如一座智慧的寶山，相信每一位讀者讀后都不會空手而歸。此書給筆者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作者開放的胸襟和建設性的態度。這是一種我們時代所需要的既向過去開放，也向未來開放，既向自己開放，也向世界開放的姿態。

　　所謂向過去開放，就是向傳統開放，擯棄傳統虛無主義，揭示中國文化的璀璨。作者認為中國文化在如下幾個方面可以救治根植于個人主義和工具理性的“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的西方文化：其一是不確定性與“在混沌中生成”的宇宙觀；其二是“與西方不同的多種思維方式”；其三是“人與社會關系的獨到見解”。（《朝向》，第518-524頁）。其中作為“整個中國傳統文化思想之歸宿處”（錢穆語）的“天人合一”的觀念對于整個人類未來的生存至關重要。然而，盡管高調贊美中國傳統文化，但與主張全盤復古的國粹派不同，樂黛云并未一昧沉迷于過去。這使她與當代許多“把貧窮品德化，把落后浪漫化”的傳統原教旨主義者區分開來了。樂黛云一再強調：“我們不可以僅僅滿足于有地方特色的中國文化，更不能封閉于古代社會產生的傳統文化之內，而必須對它重新詮釋，尋求它在全球文化中所能作出的貢獻。如果不具有世界性（worldness），中國夢就只能是一種自我玩賞。”（《朝向》，第509頁）

　　所謂向世界開放，就是讓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參與和建構一個新的全球和諧世界。為此就需要知己知彼，就需要對當今世界正在發生的文化思潮有個全面的把握。這方面樂黛云先生功不可沒。依照社科院張錦博士的分析，“樂黛云對整個20世紀以來的重要理論和理論家都有精彩的解釋，從克羅齊、形式主義、現象學思維、互動認知、詮釋學、雙向詮釋、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后現代主義到生態文明、建構性后現代主義等”。

　　與一些學術造詣深厚的老碩學功成名就后喜歡躲進小樓成一統，“大腦永遠停留在三十年前的學問上”，吃老本，炒剩飯不同，樂黛云雖是比較文學領域的巨擘，但樂黛云并沒有把自己局限在比較文學領域，她始終將自己的目光對準世界學術前言，十分注意捕捉新的文化思潮的脈動。這既體現在她與當代法國一流漢學家、思想家保持互動上，也體現在她在對當代西方新興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思潮和第二次啟蒙的吸納上。與法國學者的對話，導致了《跨文化對話》這一跨文化研究的新銳刊物的問世；向新興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思潮和第二次啟蒙開放則為中國學者共同創造提供了一個絕好的場域和機緣。

　　樂黛云注意到，解構性后現代主義“轟毀了”一切宏大敘事，在令一切權威和強制性的一致性思維都黯然失色的同時，也使一切都零碎化、離散化、浮面化，沒有給人們留下未來生活的藍圖，“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的主張”，更“未策劃過一個新時代。”（《朝向》，第297頁）到了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后現代思潮要向前發展就不能不面臨一次新的轉型。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的問世無疑就是這種轉型的結果。在樂黛云看來：“這種轉型的核心內容之一就是與生態思維相結合。著名的生態哲學家約翰·柯布（John B. Cobb）明確把生態思維引入后現代主義，使之成為后現代主義的哲學基礎和重要支柱。”（《朝向》，第297頁）這種生態思維注重有機、和諧、過程和變通，因此與中國傳統文化“深度相通”。

　　樂黛云深刻指出，解構性后現代主義的解構立場“使他們幾乎無法正面表達他們的意見，他們害怕說出任何有普遍性的東西”（《朝向》，第294頁），而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則沒有這個包袱。他們致力于為無家可歸的現代人尋找精神的家園，認為后現代是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這個時代將保留現代性中某些積極的東西，但超越其二元論、人類中心主義、男權主義，“以建構一個所有生命的共同福祉都得到重視和關心的后現代世界”（《朝向》，第294頁）。

　　如果說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者沒有這個包袱的話，那么中國學者就更沒有這個包袱了，因為在天人合一傳統中長大、在“修齊治平”文化中浸淫的中國讀書人一向擁有天下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更是浸透到每一個中國人血液中的信條。中國政府“人類命運共同體”概念的提出就是中國人的這種天下情懷的當代表達。在形形色色的“部落主義”“單邊主義”“排他主義”“文化保守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的今天，弘揚這種天下情懷，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顯得尤為迫切。這方面中國學者如果與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聯手無疑可以大有可為。在著名已故國學家湯一介先生看來，“在中國已經發生廣泛影響的‘國學熱’，與‘建構性的后現代主義’這兩股思潮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有機結合，如果能在中國生根并得到發展，也許中國可以比較順利地完成‘第一次啟蒙’，實現現代化，而且會較快地進入以‘第二次啟蒙’為標幟的后現代社會”。這無疑呼喚中國文化的偉大復興，呼喚中國學者宏闊視野的展現和創造性的極大發揮。用樂黛云的話說：“在全球化的大潮中，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五千年連綿不斷的偉大文明的復興，是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種崛起的深度、廣度和力度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我們有能力對世界文明作出原創性的貢獻，也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失去自我。這就是我們面對世界文化的根本出發點。”（《朝向》，第543頁）在筆者看來，這其實也是當代中國學者的偉大使命。

　　毋庸諱言，今天的中國在經濟上的確融入世界很深，但在文化、精神等方面，我們與外部世界某種程度上還存在著斷層，許多領域也不乏荒蕪。要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要使中國成為一個世界繞不過去的中國，開放、自主的姿態，戛戛獨造的氣魄，建設性的態度是不可或缺的。攜手為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新的生態文明而共同發力，無疑應成為當代中國學者的自覺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