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李先生從事元代文學研究，始終堅守世界視野和中國立場。在《全元文》前言里，他寫道：“元代是一個多民族相互融合、又與外界有著廣泛交流的時代，文化具有多民族性和世界性這兩個特點。”他以全球視角審視蒙元統治下的中國，始終強調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及西域文化三者碰撞與融合的事實，并從13、14世紀世界格局變遷的角度思考過元朝的地位以及元代文學嬗變的趨勢。所謂中國立場，則是在基于元朝史亦是中國史的認知上，用中國思維研究包括元代文學在內的中國文學。先生極力反對理論上的西方中心論和實踐中的西方典型論，反對牽強附會的比附，主張從中國文學自身發展史的角度思考元代文學的歷史地位。譬如，先生近年修訂的《中國文學史綱》及參與主編的《中國分體文學史》，都主張回歸文學本體，以文體嬗變與作家創作為具體內容，注重各體文學演變的歷史脈絡和文體批評，力圖尋繹中國文學發展路徑。

　　李修生（左）與啟功先生（中）、郭預衡先生在一起。

　　師道傳承

　　李先生時常與我們后學坐而論道，言必稱前輩學人的師德風范。先生告訴我們，他的導師李長之先生誠樸敦厚，讀研一時，李長之先生指導他點讀《詩經》《楚辭》，第二年點讀李白、杜甫全集，一步一步引領其進入學術殿堂。李長之先生長于德國古典哲學研究，曾經準備翻譯黑格爾全集，他主張研究應從文獻資料出發，又要從宏觀角度進行理論思考，而不是引用外國理論家語錄。

　　劉盼遂先生一生淡泊質樸，精于樸學，治學嚴謹，上課卻是很隨興，類似啟功先生自稱的“豬跑學”。當時，李先生和同學每月都會去劉先生家里一次，劉先生每每都在整理古代文獻典籍，案頭上是什么書便隨手拿來作為講授內容，旁征博引，文獻資料信手拈來，各種史料典故如數家珍。

　　鐘敬文先生是民俗學權威，也是古典文學研究名家。鐘先生特別強調坐冷板凳，他從“五四”開始一直從事民俗研究，終生堅持未變。

　　章黃學派傳人、訓詁學大家陸宗達先生講“說文”很是風趣，課下與學生交談也多。他的社會活動也很多，又多才多藝，能唱昆曲，也能吹笛子伴奏。

　　賢俊慕而自附，日浸淫而合同。前輩師者的道德文章指引李先生成長，他也以此自立，并言傳身教。于道德氣度而言，先生恭遜謙讓，不與人相爭。于人才培養與學科發展而言，先生謀篇布局，一手打造北師大中國古典文獻學國家重點學科以及當下國內元代文學研究團隊。

　　編纂《全元文》之際，北師大古籍所首任所長白壽彝先生忠告李先生：“要注意整理與研究結合，只整理不研究，整理也做不好，每個研究人員可以選擇合適自己的題目。”先生以此為契機，布局發展，北師大古籍所隨后成為國內元代文史研究重鎮，中國古典文獻學最終獲批國家重點學科。

　　同時，李先生注重與學界的交流，提攜后進，培養元代文學研究人才。僅以《全元文》編纂之初的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為例，他先后請元史研究專家蔡美彪、邱樹森、楊訥、陳高華、周良霄、周清澍、亦鄰真等先生，文獻學專家黃永年、安平秋、孫欽善、嚴紹璗等先生，元代文學專家鄧紹基、張燕瑾、黃克、呂薇芬、么書儀等先生舉辦多期元代文學與文化、古籍整理與傳統文化助教進修班、研究生班、高級研討班，與《全元文》編纂工作相始終。

　　李先生一方面借機探討《全元文》編纂問題，為這項工作提供智力支持；另一方面也旨在培養古籍整理與元代文史研究人才，包括元代文學學會副會長査洪德及黃仁生、國家圖書館卓連營、全國高校王星漢、邱瑞中、張大新、王忠閣、王齊洲、趙義山、王樹林等教授都曾在這里得到師長的親炙。

　　李先生高屋建瓴，規劃諸位學者的科研方向，査洪德專攻元代詩文與文論、原先從事六朝文研究的張大新轉型元代戲曲研究、原先從事詞學研究的趙義山轉向元代散曲研究……諸位各執一領域，悉心耕耘，有條不紊，最終成長為獨當一面的專家學者。

　　于學術生涯而言，李先生始終以實學精神對待學術研究，著作等身，晚年仍孜孜不倦、筆耕不輟。陳垣先生有言：“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言，人實誑汝。”李先生奉之為圭臬，為學必以論據說話，而尋繹文獻必追尋其史源，因其考證而考證之，從而在第一手資料中發現并解決問題。

　　如今，李先生已80余歲高齡，仍志于此道，近年來，他選取詞學大家夏承燾、葉嘉瑩兩位先生關于王沂孫的大著以及治元史大家蕭啟慶先生《元代的儒戶：儒士地位演進史上的一章》一文等，一一追溯史源、考證辨析，于史料的細微處發現新問題，重新審視元初士人的出處。

　　李先生終其一生潛心黃卷，旨在傳道。道者為何？一為道學，道德學問；一為師道，薪火相傳。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只有堅持從歷史走向未來，從延續民族文化血脈中開拓前進，我們才能做好今天的事業。”先生和他的后繼者們重新認知元代社會發展、民族關系與文學成就，正是志在繼承和傳播文化遺產，知古鑒今，汲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堅定文化自信。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光明日報》（ 2020年01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