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詩自誕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進在“學習新語言，尋找新世界”的途中。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詩歌的偉大傳統，一方面又始終呈現充滿活力、朝氣蓬勃的少年氣象。回顧當代新詩走過的70年歷程，它當之無愧是最貼近中國人心靈，也是最能...

　　70年新詩回望：學習新語言 尋找新世界

　　新詩自誕生之日起，就如朱自清所言，一直行進在“學習新語言，尋找新世界”的途中。這使它一方面背靠2000多年古典詩歌的偉大傳統，一方面又始終呈現充滿活力、朝氣蓬勃的少年氣象。回顧當代新詩走過的70年歷程，它當之無愧是最貼近中國人心靈，也是最能體現時代氣質和民族精神追求的文學形式之一。梳理總結新詩在實踐與反思中的成長之路，為的是更好汲取經驗，產生更多優秀詩人與詩作。

　　時代頌歌，詩歌中國

　　新中國成立70年來，幾乎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涌現過一些令人難忘的詩潮、詩作和詩人。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次全體會議召開和新中國宣布成立之際，無論是何其芳的《我們最偉大的節日》，還是胡風的長詩《時間開始了》，詩人都為站起來的中國和成為國家的主人感到自豪，并且以新中國主人的身份投入創作，把寫詩當作參與新的生活與斗爭的方式。

　　其中最為動人的篇章，是一批熱情擁抱新生活、建設新生活、贊美新生活的時代頌歌。詩中投身時代的真誠與執著，晴空一樣透明的詩意，以及沒有雜質的心靈感受與折射出來的生活情趣，象征了年輕共和國的蓬勃朝氣。郭小川總題為“致青年公民”的組詩，以鼓點一樣的詩句呼吁“投入火熱的斗爭”，邵燕祥詩集《到遠方去》體現了一代青年奔向“遠方”、實現遠大人生價值的夢想。以公劉詩集《邊地短歌》、聞捷組詩《天山牧歌》為代表，一大批充滿新生活情趣的詩篇，既見證了新生活的光明美好，也見證了新中國詩人的澄懷味象。這是他們詩中的城市：“燈的峽谷，燈的河流，燈的山/六百萬人民寫下了壯麗的詩篇/縱橫的街道是詩行/燈是標點”（公劉：《上海夜歌》）；這是他們筆下的笑聲：“當她在笑/人感到是風在水上跑/浪在海面跳”（蔡其矯：《船家姑娘》）。而賀敬之，則將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與中國革命艱苦卓絕的斗爭歷程聯系起來，寫出《放聲歌唱》《雷鋒之歌》等氣勢恢弘的長詩。

　　改革開放以來，詩歌既受惠于也見證了蓬勃發展的時代，以對時代激情與夢想的表現，成為時代心史的忠實記錄者。三代詩人（新中國成立之前成名的現代詩人、在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當代詩人，以及誕生于新中國的青年詩人）在上世紀80年代前后重新集結所形成的詩歌繁榮和多元格局，本身就是社會進步的象征，《相信未來》《致橡樹》等無數名篇名句伴隨著當時的詩歌朗誦會，成為一代人的動人記憶。許多被讀者廣泛傳誦的詩作，成為改革開放時代的文化見證，也是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見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詩歌作為民族歷史文化記憶和情感的信物，在凝聚民族文化共識和精神情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詩歌中國”具有強大向心力，無論是港澳臺地區，還是海外華人世界，各具特色的優秀詩篇用漢語想象世界、傳達情感，躍動著“中國心”的節拍和旋律。其中，以余光中、洛夫為代表，對鄉愁的表達和對文化中國的追尋，尤為感人，見證了血濃于水的民族感情。許多詩歌選集、理論評論也都秉持漢語詩歌的共同體意識。“詩歌中國”的形成，本身也體現了當代中國詩歌創作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化古”與“化歐”

　　70年詩歌成就的另一個側面，是新詩這種文體的進步與成長。所謂“新詩”，開創之初是以中國古典詩歌（舊詩）為革命對象，使用白話，不遵循傳統形式秩序的現代詩歌寫作。在2000多年偉大詩歌傳統中，它就像是一個叛逆的少年，充滿理想，充滿活力，也充滿成長的煩惱。其中最大的煩惱是形式與趣味缺少基本共識，資源與參照意見不一，產生了一些詩學觀念上的“迷思”，誤以為“新”就是新奇時髦，現代化就是西方化，或者相反，認為“中國性”就是古典詩歌和民歌。觀念迷思帶來的教訓正在為新詩所吸取，圍繞這些觀念的討論和辨析為新詩實踐提供養分，當代詩歌已經走出“新”與“舊”、中國與西方的二元對立，重新認識和汲取傳統價值，在立足本土中不斷出新。

　　比如，《詩刊》幾十年來一直堅持在新體詩為主的刊物上開設舊體詩詞欄目，并在近年將欄目名稱更改為“當代詩詞”。再如，“中國詩詞大會”“為你讀詩”等公共閱讀與傳播活動，不分新舊而從“好”的立場出發推舉優秀詩篇，已經形成一種基本共識：能夠不斷引起心靈共鳴的詩篇，是永遠不會變“舊”的，它會在一代又一代的閱讀中，一次又一次地獲得重生。而創造這些詩篇的經驗與技巧，也會作為一種資源，為后來的創新與發展，提供有益參考。這種認識改變了新詩的激進立場，回到了詩歌的初心：詩歌的轉型與創新，不是簡單地求新求異，顯示與傳統的不同，而是要通過凝聚不同時代的精神記憶和情感經驗，讓文化價值和生命情趣在不斷延伸的時間中熠熠發光。同時，這種認識也使當代詩人意識到：中國詩歌既無法在自我封閉中發展，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文化定力，而是要把不同文化范式轉化為自己成長發展的資源，如詩人卞之琳所說到的那樣，在“化古”“化歐”中成長。

　　“化古”“化歐”成效的集中體現，主要在語言。詩歌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很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它所體現的漢語神韻與表現力。隨著觀念模糊的“白話”逐漸發展為較為明確的現代漢語語言體系，詩人對現代漢語的認識日漸提高，通過詩歌理解語言、提煉語言的意識日漸自覺，對漢語的張力、意味、聲韻、色調等不同方式不同角度的發掘也越來越多。譬如何其芳“現代格律詩”的倡導，卞之琳關于古今詩歌不同調性的區分，林庚對詩歌建行問題的關注，以及80年代以來青年詩人意象化與口語化兩個向度的實驗等，都在不同側面提高我們對漢語特性的意識，使新詩獲得現代文體品格和美學風貌。

　　體現大時代精神氣象

　　當代漢語詩歌還在成長，它的特點不是說像古典詩歌那樣，已經造就許多經典作品和偉大詩人，而在于顯示了實踐和反思中成長的活力，它正走在通向經典、成就輝煌的途中。進入新世紀以來，詩歌在科技和媒介變革的時代變得更加多元和豐富，得到更加廣泛的熱愛和關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少詩人從上世紀90年代流行的個人化寫作中調整過來，在介入時代現實和運用新的寫作與傳播媒介方面，做出許多有益嘗試。汶川地震的國難時刻有詩歌發出的萬眾一心之聲，國計民生的社會話題有詩歌投去的關切目光，對地方經驗和風情風俗的開掘讓詩歌更具中國風采，對偉大復興時代的矚目與書寫讓詩歌更添時代分量。而在寫作風格和技藝方面，今天的詩歌比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為豐富。

　　新詩發展到今天，已經不是新不新而是好不好的問題；不是能否用“新語言”（即現代漢語）寫詩，而是能否通過詩歌讓現代漢語發出鉆石般光芒的問題；不是能否涌現優秀詩人，而是群山之上能否有高峰崛起、能否有大詩人大作品出現的問題。當代詩壇不乏優秀詩人和詩篇，但足以體現一個時代精神品質和語言美學的杰出詩人和偉大詩篇依然缺乏。

　　杰出的詩歌一定是對時代現實和夢想的自覺承擔，它需要詩人深入到日新月異的時代生活深處，感受它最深沉的脈動；需要詩人用心靈與眼睛發現真切的時代感，避免流于瑣碎表象或者流于抽象空洞；需要在創作中自覺區分追新逐異、吸引他人眼球與真正美學創新的不同；它需要一種時代生活的洞見，更需要一種胸襟和精神境界，就像唐詩像李白、杜甫那樣體現的是一個大時代的精神氣象。

　　杰出的詩歌也一定是語言的燈塔，能夠照亮世界，不僅受人矚目，而且動人肺腑。詩人是用語言工作和夢想的，正是語言的橋梁讓時代的記憶和夢想在時間中伸延。通過詩來提煉漢語，讓現代漢語顯示它的詩意和美學光芒，是今日詩人不可推脫之責任。一些“口語化”寫作因為對自然言語的片面迷戀，生產不少“口水詩”，其中弊端值得反思。尤其是在當下的網絡和消費語境下，更需要警惕時尚、流俗對語言的裹挾，避免掉入碎片化、快餐化、平面化的陷阱。當代詩人需要深入理解我們口中和手中的語言，從它的根本特性出發，讓詩歌和語言互動相生，自覺探索現代漢語的美感和現代詩歌的形式秩序，以鮮明的漢語性體現對偉大中國詩歌傳統的繼承和發展。

　　“新詩”在新時代重新出發，我們有理由期待出現當代詩人以大時代的眼光、胸襟和藝術想象力，以更多貼近時代心靈、發掘漢語之美的優秀詩作，回答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召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