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耀龍

　　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敦煌，有一名法號為樂僔的僧人在清晨時分爬上了三危山，當他抬頭看向對面鳴沙山的山崖時，眼前“忽見金光，狀有千佛”。樂僔被這樣的勝景徹底折服，這位云游僧人腳下生了根，他決定不走了，就在這片圣地修行。

　　于是，他當即請人在崖壁上開鑿了第一個佛窟，這就是莫高窟的誕生……

　　莫高窟遠景。高檣 田蹊

　　莫高窟最早的洞窟

　　我們今天之所以知道這個故事，得益于古人在敦煌莫高窟第156窟前室北壁留下了一篇莫高窟營建史上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即《莫高窟記》。敦煌是古代陸上絲綢之路的樞紐，自從樂僔開鑿了莫高窟第一個洞窟之后，往來的僧侶、家族、百姓都紛紛在這里開窟造像，歷經北涼、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歷代的興建，形成了巨大的規模。莫高窟現有洞窟735個、壁畫4.5萬平方米、泥質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現存規模最大、內容最豐富的佛教藝術圣地之一。

　　根據《莫高窟記》“次有法良禪師東來，多諸神異，復于瓌師龕側又造一龕。伽藍之建，肇于二僧”。的記載，在樂僔之后來到莫高窟建窟的是禪師法良，因為兩位高僧在這里的持續營造，吸引了一大批信眾前來朝圣，規模日顯。遺憾的是，今天我們無法在莫高窟現存的洞窟中識別出樂僔和法良開鑿的洞窟，只因為他們開鑿的是禪窟。石窟斷代最重要的依據是洞窟里的壁畫和塑像等藝術，但早期僧人修行的方式以坐禪為要，這樣的空間內是不需要繪畫的。面對空無一物的四壁，我們很難分辨出哪一個洞窟是莫高窟最早的洞窟。

　　莫高窟第112窟南壁及西壁

　　莫高窟迎來第二個建窟熱潮

　　在莫高窟現存的735個洞窟，其中492個洞窟都保存有壁畫。截至目前，敦煌研究院公布的最早的洞窟是開鑿于十六國時期的北涼。屬于這個時期的洞窟一共有三個，分別是第268、第272和第275窟，合稱“北涼三窟”。北涼時期是我國石窟藝術的萌芽階段，所以石窟藝術保存了大量的西域樣式和風格，題材上最鮮明的特點是繪制了大量的本生故事畫，體現了早期佛教忍辱犧牲的精神。

　　北涼在公元439年被北魏所滅，是北魏統一北方的最后一戰。占領河西走廊之后，北魏把北涼的三萬多戶人遷到了首都平城，其中就有很多涼州的工匠，他們就是北魏皇家石窟云岡石窟的締造者。后來，云岡石窟藝術開始向四周輻射，北魏皇室就把這種藝術帶到了敦煌。敦煌是北魏西部的重要軍鎮，為了有效控制這片領土，北魏政府于公元525年任命皇族成員元榮為瓜州刺史。于是，元榮來到了敦煌（瓜州的州治在今天的敦煌市）。就在元榮前往敦煌的同時，北魏的北部邊境正在爆發六鎮起義。到了公元534年，北魏孝武帝西奔長安，次年被北周奠基者宇文泰用毒酒毒死。宇文泰立魏文帝為新皇帝，歷史上稱這個新國家為西魏，敦煌成為西魏的領土。

　　東陽王元榮治理瓜州期間，為了爭取當地豪族的支持，積極投身莫高窟的建設之中。考古學家宿白先生經過仔細考證，認為今天莫高窟第285窟應該就是元榮出資開鑿的洞窟。第285窟開鑿于西魏大統四年（公元538年），是莫高窟北朝藝術的巔峰之作，洞窟內容十分豐富，不僅有佛教藝術精美的塑像和故事壁畫，也保存有道家藝術中的風雨雷電等自然之神和《山海經》中記載的各類神獸，甚至連印度教、婆羅門教、古希臘神話中的諸神都出現在壁畫里。因此，被稱為“以佛教為主體的萬神殿”。除此之外，第285窟的藝術也是獨樹一幟的，它的風格不再以西域風格為主體，敦煌本地工匠參考了魏晉時代河西走廊的墓室壁畫藝術，使洞窟成為東西方藝術彼此影響、相互塑造的空間，是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重要階段。作為最高地方長官，元榮在莫高窟的營建活動引發了當地家族和百姓的紛紛模仿，掀起了繼樂僔和法良之后，莫高窟第二個建窟的熱潮。

　　莫高窟第61窟《五臺山圖》（局部）

　　莫高窟開鑿歷經各個時期

　　繼元榮之后的北周時期，營建莫高窟最關鍵的人物是建平公于義。元榮在敦煌逝世后，瓜州陷入了爭權和反叛的亂局之中，導致元榮的治理成果幾乎毀于一旦。為了穩定西北邊境，朝廷派于義擔任瓜州刺史。抵達敦煌的于義很快明白了元榮的政治智慧，為了聯合崇敬佛教的當地貴族，學者認為他在莫高窟營建了北朝時代最大的洞窟，這個洞窟應該就是第428窟。第428窟依舊使用了西來的中心柱窟的形式，但在頂部仿照漢式建筑做了兩面坡的屋頂結構，表明中式建筑開始改造佛教洞窟。整個洞窟的壁畫分為上中下三段。上段是天宮中的天宮伎樂，它們載歌載舞，表現出天宮中的美好景象；中段是千佛、佛教故事畫及說法圖；下段是供養人。第428窟中一共出現了1189身供養人像，是莫高窟中供養人最多的洞窟，顯示了于義與敦煌當地貴族共治的歷史現實。

　　北周之后，莫高窟的開鑿進入了井噴時期，很重要的是絲綢之路的重新開通。隋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煬帝西征吐谷渾，打通了前往西域的青海道。之后，他又翻過祁連山巡視河西走廊，在張掖舉辦了“萬國博覽會”，重啟了這條絲綢之路的黃金道。于是，絲綢之路沿著祁連山開啟了“雙車道”時代，作為絲綢之路樞紐的敦煌，也即將迎來它最輝煌的時期。依托隋朝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莫高窟開始大規模營建洞窟，在隋代短短的37年中，莫高窟開鑿了近百個洞窟，是莫高窟單位時間內開鑿洞窟數量最多的朝代，反映了中國佛教發展的盛況。除此之外，隋代莫高窟的藝術也是發揮世界影響力的時期，敦煌畫師就在這一時期創造出了“三兔共耳”的神秘圖像，后來，這個圖像沿著絲綢之路傳播到了世界各地。

　　隋朝滅亡之后，因為地理位置偏遠的原因，敦煌并沒有受到隋末唐初戰亂的破壞，社會相對比較安定，這為莫高窟的持續開鑿奠定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從唐朝建國到安史之亂的這個階段是敦煌經濟和文化穩定發展的階段，也是莫高窟壁畫藝術和彩塑藝術的巔峰時期。

　　在塑像方面，以莫高窟第45窟為代表的一系列登峰造極的彩塑在這個時期制作出來，規模最大的莫高窟第96窟、第130窟彌勒大像也完成了營建工程。壁畫方面，敦煌藝術進入了成熟期，以第220窟為代表的莫高窟最精彩的壁畫藝術幾乎都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莫高窟初唐時期開鑿的第323窟中保存有一幅張騫出使西域圖，是研究絲綢之路最重要的圖像之一。有趣的是，這幅壁畫中張騫前方的方形榜題上寫著：“前漢中宗既獲金人莫知名號，乃使博望侯張騫往西域大夏國問名號時。”原來，這幅張騫出使西域圖的主角變成了霍去病西征河西走廊時繳獲的休屠王祭天金人像，漢武帝不知道金人的名號，就派遣了張騫前往西域探明真相。所以這幅壁畫是唐朝僧人為了提高佛教的地位，對張騫出使西域的重新編撰，讓張騫成為將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人。

　　從唐朝建立到安史之亂爆發后的這一個半世紀是莫高窟藝術的成熟階段，此時的佛教藝術已經完成中國化，成為中國古代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敦煌的故事還沒有結束，當莫高窟的藝術發展到極致的時候，又有一種新的藝術匯流進來，這就是吐蕃藝術。

　　安史之亂爆發之后，為了保衛京城，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帶領河西地區的兵馬入駐潼關，這也讓平靜了很久的吐蕃等來了機會。此時的吐蕃獨霸青藏高原，與河西走廊僅僅隔著一座祁連山，等哥舒翰被調到潼關，河西走廊上防務空虛，吐蕃開始大舉入侵。公元786年，吐蕃終于攻陷了河西走廊上的最后一座城市沙州（敦煌），莫高窟進入了吐蕃統治時期。當時正是“吐蕃三大法王”之一的赤松德贊在位期間，他邀請寂護和蓮花生兩位大師進藏，使密教成為吐蕃王朝的國教。隨著吐蕃占領敦煌，剛剛興起的吐蕃藝術就出現在了莫高窟的洞窟里，為敦煌藝術注入了新鮮的血液。文化的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當吐蕃人看到已經有四百多年歷史的莫高窟時，被這種成熟的佛教藝術所感染，敦煌藝術也被帶到了青藏高原，成為藏傳佛教藝術的重要養分。

　　吐蕃統治了敦煌近60年后，和安史之亂后的唐朝一樣迎來了它的衰落。公元842年，吐蕃贊普朗達瑪在拉薩大昭寺前閱覽唐蕃會盟碑時，被僧人用箭射死，吐蕃王朝陷入了內部爭權的動亂時期。這場內斗也影響到了河西走廊，為了參與奪權，原來駐守吐蕃的軍力大部分調到青藏高原上，敦煌人張議潮終于看到了回歸大唐的機會。公元848年，張議潮聯合敦煌索氏、翟氏、李氏、陰氏等大家族，對敦煌城內的吐蕃軍突然發難，一夜之間，沙州（今敦煌）復歸大唐。之后，張議潮連克伊州（新疆哈密）、西州（吐魯番）、河州（甘肅臨夏）、甘州（張掖）、肅州（酒泉）、蘭州、岷州（甘肅岷縣）、鄯州（青海樂都）、廓州（化隆）等九州，丟失百年之久的大唐國土，全部光復！唐宣宗正式賜軍號“歸義軍”，敦煌進入了歸義軍時代。

　　豪門望族是歸義軍政權的主要力量，所以這個時期莫高窟的營建以家族為主體，出現了很多家廟性質的洞窟。為了紀念張議潮的功績，他的侄子張淮深開鑿了第156窟，并在窟內繪制了《張議潮統軍出行圖》。

　　《張議潮統軍出行圖》即敕封張議潮為節度使后其統軍出行的寫照。畫面中從右至左，依次畫了鼓、角手各4人，分左右列隊。鼓、角手后面有武騎兩隊，每隊5人。再后面是文騎兩隊，每隊也是5人。在兩隊文騎之間有舞樂一組，共8人，分兩組對舞，旁邊立樂師12人，后面跟著6名執旗者，再后跟隨著衙前兵馬使3騎，散押衙2騎。張議潮位于畫面中部，穿圓領紅袍，系革帶，騎白馬。其后有擁著“信”字大旗的兵士，最后的射獵、馱運部分有20余騎。總體看來，這幅畫繪有多達兩百余人。全圖作散點、鳥瞰式布局。全圖人物眾多，結構繁復，但被安排得虛實得當，秩序井然；整個畫面相互聯系，整體統一；畫家既把握住整體布局，又注意隊形變化，前面儀仗隊作對稱雙列并行，作者以華麗的色彩和生動寫實的造型呈現出儀仗的威武雄壯，表現了一支威儀赫赫的凱旋之師，中間載歌載舞的舞樂，渲染了歡樂熱烈的氣氛。這幅畫充分表現了張議潮統軍出行抗擊吐蕃、收復河西的雄壯氣勢。同時，為研究歸義軍節度使出行儀仗、河西地區的民族服飾、唐代樂舞等，提供了寶貴的形象資料。

　　公元907年，唐朝滅亡后，歸義軍節度使張承奉建立了西漢金山國，自稱“金山白衣天子”，敦煌成為首都。然而，這是一個短命的王朝，僅僅4年之后，曹議金代替張承奉，成為新的歸義軍節度使，開始曹氏統治敦煌的歷史階段。直到公元1036年，第八任曹氏歸義軍節度使曹賢順向黨項族首領李元昊投降，延續了180余年的歸義軍政權至此宣告終結。

　　莫高窟第112窟南壁東側《觀無量壽經變》中的反彈琵琶樂舞。

　　莫高窟中的回鶻藝術

　　西夏在1038年正式建國，在曹氏歸義軍的末期和西夏占領敦煌的初期，回鶻人一直在敦煌地區活動，因此在莫高窟留存了很多回鶻藝術。回鶻壁畫最大的特點是以綠色為主色，且畫面的重復度極高，呈現出單一形象不斷重復的圖象。這種藝術程式化了的窟頂棋格式團花裝飾與四壁簡略的凈土變，對莫高窟西夏早期開鑿或重修的洞窟有著巨大的影響，形成千篇一律的綠壁畫。然而，這種情況在西夏的中后期為之一變。1159年，西夏仁宗派遣使臣入藏迎請西藏佛教噶瑪噶舉派的初祖法王都松欽巴到西夏傳法，都松欽巴因為年老而不能前往，就派遣弟子格西藏索哇來到西夏，藏傳佛教美術因此傳到了河西走廊。西夏人憑借他們對藏傳藝術的高度虔誠，將藏傳美術與漢地中原藝術水乳交融地聯系在一起，從而架起西藏藝術進入中原的橋梁。

　　西夏藏傳繪畫風格把漢藏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有機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新的風格。敦煌學研究專家史葦湘總結道，“他們攝取了吐蕃、沙州、西涼的佛法，學習了北宋畫家的人物造型，遼朝的筆墨構圖，回鶻人的色彩裝飾，兼收并蓄，融化貫通，被雄強的黨項精神鑄為一體，成為我國美術史上一個新風格——西夏美術。”

　　1227年，蒙古大軍攻滅西夏，敦煌進入了蒙古諸王的統治時期。在敦煌藝術中，西夏對元代的影響很大，為了統治西夏故地，蒙元的統治者大量任用西夏人，同時也引入了藏傳佛教。由于西夏人在元初藏傳佛教的傳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西夏佛教藝術直接影響了元初的藏傳佛教藝術創作。通過兩個時代的持續營造，以莫高窟為代表的敦煌石窟成為西夏元時代藏傳藝術最重要的保存地之一，成就了如莫高窟第3窟等一大批敦煌藝術的代表作品。

　　到了明代，自從馮勝修建嘉峪關之后，敦煌一直被明王朝輕視。直到1524年，嘉靖皇帝下令封閉嘉峪關，敦煌就被完全拋棄在關外了，莫高窟洞窟的營建歷史自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