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特約撰稿人 林茂森

　　臨松（今張掖市肅南縣臨近松林的馬蹄山區(qū)）薤谷（即生長馬蓮或馬蘭的一條幽深山谷），位于張掖市區(qū)南60公里。這里溪流淙淙秘谷幽境，曾是避世修身的世外仙境，兩晉時期的大儒郭荷及郭瑀、宋纖、劉昞等文人名士在此隱居，聚徒傳道，鑿窟造像，因此臨松薤谷成為中原與西域國學文化傳播的中轉站和石窟藝術創(chuàng)作的發(fā)端地。

　　時勢造英雄 板蕩識忠臣

　　西漢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青年將軍霍去病“攻祁連山，揚武乎觻得”（《漢書·霍去病傳》），西漢攻打匈奴河西之戰(zhàn)大捷，漢武帝設“河西四郡”、“張國臂掖，以通西域”（《漢書》），張掖由此而得名。在長達400多年的兩漢統(tǒng)治時期，得益于祁連山冰雪和黑河豐沛水源滋養(yǎng)，河西走廊綠洲農(nóng)牧業(yè)、商業(yè)貿(mào)易發(fā)達，張掖戈壁呈現(xiàn)出半城濕地、半城蘆葦?shù)莫毺仫L貌，因此享有“塞上江南”的美譽。

　　西漢末年，從王莽攝政簒權更始帝劉玄亡西漢，到光武帝劉秀洛陽建東漢時期，一個世祖三輩曾做過張掖太守、武威太守和護羌都尉的顯赫世家后嗣，在戰(zhàn)亂頻起的中原亂世里出道了，他就是張掖屬國都尉、河西五郡大將軍竇融。

　　竇融，今陜西咸陽人，由忠誠謀士班彪輔佐，赦放囚徒效力邊防、懷柔胡羌鼓勵農(nóng)桑、官辦市場活躍商貿(mào)，經(jīng)略河西13年歸順東漢，《后漢書》載：“竇融據(jù)河西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政亦寬和，上下相親，晏然富殖……安定、北地、上郡流入避兇饑者，歸之不絕”。那時內(nèi)地曾有多位達官顯貴、飽學之士，以及戰(zhàn)亂流民前來張掖躲避戰(zhàn)亂，竇融號令各郡妥善安置，歸之麾下為我所用，以充實河西邊陲空曠之所。一時間河西出現(xiàn)了“蕃人舊日不作犁，相學如今種禾黍”“城市街坊時見異商，館肆茶舍南腔北調(diào)”的興旺景象。從而使張掖成為河西政治軍事統(tǒng)治中心。

　　俊鳥棲佳木 高士隱幽境

　　西晉末年（公元301年），護羌校尉張軌出任涼州刺史，州治武威郡姑臧縣。張軌世家以專攻經(jīng)學著稱，他采取中原“重教化”與“拔賢才”之策，招收河西學子500人，聘知名學士開辦官學，從而使河西儒學蓬勃興起。

　　正是因為兩晉時期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又因為河西走廊中段的東大山、張掖南山和酒泉南山一帶實為世外仙境，更是一個避禍修行潛心治學的好地方，因此一代大儒秦州略陽（今甘肅秦安縣）高士郭荷，與內(nèi)地投奔者一路向西，在河西走廊扎下根脈，后來成為“河西望族”。隨郭荷而來的不僅有門生弟子，還有汗牛充棟的家傳經(jīng)史典籍。郭荷在河西悟道授儒，結廬講學，為儒學傳承開枝散葉奠定基石。

　　郭荷出身于經(jīng)學世家，其家族以儒學為尊。郭荷師徒來張掖尋得傳說中老子騎青牛避世，著《道德經(jīng)》的東大山結廬講學。郭荷隱居東大山聲名遠播，河西學子們紛紛前來求學，敦煌人郭瑀就是飛來的一只俊鳥，也是郭荷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同時代和后來卓有成就的河西名士，還有宋纖、索靖、宋繇、劉昞等人，其成就對后世儒家漢學傳承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郭荷的聲望使前涼王張祚竊喜，張祚雖承襲曾祖張軌崇文衣缽，但骨子里卻假借儒士裝點門面。郭荷身處亂世，秉承不為官祖訓，潛心修身傳道授業(yè)做學問，但終究抵擋不住“三顧茅廬”的“請求”，使者請其出山做張祚主管官學的博士祭酒，為光大弘儒大業(yè)，郭荷興沖沖拜會張祚，禮遇他的卻是涼王宮內(nèi)太子陪讀的閑差。而此時受同樣冷遇的還有儒學高士敦煌效谷（今甘肅瓜州縣西南）人宋纖。年事已高的宋纖被逼，走出隱居30余年的酒泉南山，被婉囿于涼州前涼王宮，一生才華難以施展，郁郁憤懣，絕食自盡，終年82歲，身亡后獲得解脫，留下儒學雅士的高潔清名。時敦煌太守楊宣為其畫像并賦詞：“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表達對宋纖的仰慕和緬懷之情。張祚的昏聵狡詐與宋纖的可悲遭遇，令耄耋之年的郭荷對官場心灰意冷，他向張祚請辭得到應允，由入室弟子郭瑀陪伴，隱居于臨松薤谷。

　　傳道著述之 根脈得承傳

　　秦安人郭荷與敦煌人宋纖應該是儒家同時代中人，且郭荷親眼目睹、親耳聆聽過宋纖的人生經(jīng)歷，對宋纖聚徒講學和被迫出山遭冷落感同身受。宋纖少有大志，天資聰穎，一心向學，不慕榮利（《晉書·隱逸傳》）。東晉前涼張駿在位時，宋纖尋“穆王會西王母觀黃帝之宮”（《穆天子傳》）之瑞象游學，隱居于距酒泉南30里處的昆侖山支脈酒泉南山悉心著述，為《論語》作注，依崖鑿窟，靜心修身養(yǎng)性，終日聚徒講學，受業(yè)弟子3000余，堪比先賢孔圣，成為名震河西的一方大儒。

　　這一時期同是敦煌儒生的郭瑀也游學張掖，拜在著名大儒郭荷門下，潛心攻讀儒學，精通經(jīng)義道法，成為郭荷門生中最有成就和最得意的弟子之一。自郭荷從姑臧返回臨松薤谷，官場失意，身心交瘁，不久便與世長辭，終年84歲。郭荷離世，郭瑀為老師的不公遭遇惋嘆，師生之情如同再造，師生之誼重如昆侖，郭瑀遠離塵世紛擾，為恩師守孝三年，儒家的哲學思想早已浸入郭瑀骨髓，老師修身傳道的終身大業(yè)銘刻于胸，郭瑀率領弟子們走向臨松薤谷深處，開鑿石窟，設館講學，著書立說，弟子千余，著有《春秋墨說》《孝經(jīng)綜緯》等巨作。

　　郭瑀講學著作期間，不斷有年輕學子慕名求學，在傳道授業(yè)解惑之余，為解決弟子安身之所，帶領學子在馬蹄山開鑿石窟。在他的千余門生中，卓爾不群的劉昞是出類拔萃者之一。劉昞天資聰穎，博聞強記，十四歲時來臨松薤谷隱居，拜郭瑀成為入門弟子，他勤奮好學，深得郭瑀器重。

　　其時，前涼統(tǒng)治繼任者張?zhí)戾a，遣使召郭瑀，遭嚴詞拒絕。涼使抓捕郭瑀弟子要挾，郭瑀正色道：“吾逃祿，非避罪。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東晉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前秦滅前涼，秦文昭帝苻堅饋以厚祿，請郭瑀出山規(guī)制朝廷禮制，郭瑀因為父親治喪守孝，回敦煌聚弟子300講學。淝水之戰(zhàn)后前秦長史王穆起兵，對抗反叛前秦的后涼主呂光，郭瑀不顧劉昞勸阻，毅然辭別弟子出山，聯(lián)合敦煌旺族太守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約定于張掖相機而動策應王穆，時官拜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后王穆聽信讒言殺索嘏，郭瑀苦諫無果，悲憤中棄王穆而去?；氐骄迫仙?，郭瑀嘆息：“古之君子不卒內(nèi)寢，況吾正士乎！”旋“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與疾而歸，旦夕祈死”，即面壁赤崖閣飲氣而卒。

　　郭瑀去世后，劉昞吸取前車之鑒，隱居于酒泉南山繼承師業(yè)，聚徒講學，門生五百余，專事學術研究與著述，著有《三史略記》《敦煌實錄》《涼書》等百余卷并行于世，成為蜚聲河西的一方大儒。前秦、后涼政權多次征召，劉昞均婉言謝辭拒赴命。李暠割據(jù)河西建立西涼后，劉昞應征拜儒林祭酒和從事郎中，以孔子“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精神，主持國學教學及典籍?？?。李暠曾把自己得到劉昞，比作劉備得到諸葛亮而欣喜若狂。沮渠蒙遜滅西涼后，任命劉昞為秘書郎專管教育。北魏一統(tǒng)北方之后，涼州樂平王拓跋丕拜劉昞從事郎中，主持教育。后北魏令河西儒士歸國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劉昞因年邁告老而留在姑臧。臨松薤谷風景秀美，山嵐間云纏霧繞，是隱居修身、聚徒講學的寶地。劉昞對臨松薤谷情有獨鐘，晚年離開姑臧在這里安居。公元440年，劉昞在返回敦煌途中病逝，一顆儒壇巨星隕落，但他的文壇地位和卓越貢獻將彪炳史冊，永遠昭彰后世。

　　依窟造佛像 文藪留圣跡

　　在東晉十六國時期的河西史上，沮渠蒙遜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歷史人物，為河西文化的傳承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他尊崇儒學，創(chuàng)辦學館，校撰典籍，使北涼國內(nèi)禮法盡依漢制；還篤信佛教，優(yōu)厚高僧，開鑿石窟，興建塔寺，校譯經(jīng)卷，普及佛學。這些開明之舉不僅使北涼出現(xiàn)了文化繁榮的景象，也有力地推進了多民族間的大融合。

　　沮渠蒙遜征伐西涼，攻克酒泉，在宋繇家中得書數(shù)千卷。他興奮地感嘆：“孤不喜克李歆，愿得宋繇耳。”時宋鷂雖為西涼重臣，卻也是一位學界大儒，北涼遂拜宋繇尚書吏部郎中。北涼從張掖遷都姑臧后，“起游林堂于內(nèi)苑，圖列古圣賢之像”，蒙遜常與群臣說論儒家經(jīng)傳，令兒子沮渠牧健尊劉昞為國師。蒙遜曾給闞骃“文吏三十人，典校經(jīng)籍，刊定諸子三千余卷”（《魏書·列傳·闞骃傳》），其數(shù)量遠超整個北涼所譯的佛教經(jīng)典，為中華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作出貢獻。

　　蒙遜于公元429年冬“復遣使至宋入貢”，除“獻青雀頭黛百斤”外，“并求周易子集諸書，詔并給之合七十五卷。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集》弘與之。”蒙遜求書尚若斯，可見其學儒之心切。他不惟推崇儒學，禮敬仕賢重用人才，亦對佛教頂禮膜拜，普及佛學，鑿窟造像，推廣佛教繪畫藝術，對北涼政治文化的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

　　北涼時期，河西儒學圣地張掖南山、酒泉南山，在經(jīng)學先賢們率弟子開鑿講學石窟的基礎上，后人皆陸續(xù)擴而廣之，增塑佛像，壁施繪畫，并逐步形成規(guī)模宏大的施道寺廟。

　　蒙遜遷都武威，廣召天下工匠開鑿石窟，有涼州天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北涼三窟（第268、272、275窟），玉門昌馬石窟下窯第4窟，酒泉南山（文殊山）石窟千佛、萬佛二洞，張掖南山（馬蹄寺）石窟群、金塔寺東西二窟等。敦煌莫高窟和瓜州榆林窟是世界上現(xiàn)存規(guī)模宏大、保存最完好的佛教藝術寶庫；酒泉南山文殊山千佛洞內(nèi)的北涼壁畫運用西域凹凸邊暈染法，將四壁繪滿千佛；張掖南山金塔寺東西二窟保存有北涼以來的彩塑260余身，懸空于壁間的立體飛天高肉懸雕，將圓雕和浮雕完美結合，要比敦煌飛天早300年，為彩塑藝術精品中的精品。

　　十六國時期的佛教石窟開鑿，不僅培養(yǎng)了大批開鑿石窟、精于塑繪的技藝人才，繁榮了燦爛的文化藝術，記錄下寶貴的歷史故事，保留下珍貴的文化遺產(chǎn)，而且對當時安定社會，緩和民族矛盾，促進東西方文化交流發(fā)展，發(fā)揮了積極的助推作用。

　　藝術發(fā)端地 國學中轉站

　　五涼時期佛教自河西盛行于內(nèi)地，薈萃于河西儒學文壇的大家們，以深邃敏銳的目光和兼收并蓄的胸懷，為這個來自恒河兩岸的異域宗教文化提供了生根發(fā)芽、開花結果的必要條件。張掖馬蹄寺石窟群、文殊寺石窟群正是由大儒郭瑀、劉昞率領弟子，為研習經(jīng)史講學讀書而開鑿，最終發(fā)展成了佛教圣地，河西儒家文化的源頭地位，也逐漸為佛教文化所取代。

　　在涼州天梯山石窟開鑿的同一時期，祁連山西線的一批佛教石窟也在相繼造像，接下來這種“涼州模式”的石窟造像藝術風格，又由姑臧高僧曇曜和內(nèi)遷的工匠們帶到了中原，從天水的麥積山北朝石窟和隴東的北石窟寺，到山西平城的云岡石窟，再到洛陽的龍門石窟。中原佛教石窟藝術所取得的成就，無不閃耀著河西石窟藝術的熠熠光彩。

　　郭荷、郭瑀、劉昞三代師徒，是五涼時期河西儒壇的典型代表，當年郭瑀在臨松薤谷結廬鑿窟，設帳講學著述，因為他們的帶動和影響，河西公學、私學興起，民間求學之風盛行。盡管中原地區(qū)的中華文明和國學文化遭戰(zhàn)亂破壞，但因為五涼統(tǒng)治者皆注重文化教育，河西學者皆堅守儒學傳承使命，呈現(xiàn)出官學私學相輔相成，教學著述繁榮發(fā)展的景象。

　　五涼時期，劉昞是學術著作最多的學者，在他的《敦煌實錄》和《涼書》中，記錄下河西走廊百年風云史，被北魏孝文帝譽為“德冠前世，蔚為儒宗”的河西大儒。漢文化在河西得到保護傳承和延續(xù)創(chuàng)新，反過來又倒逼中原國學文化慘遭破壞后的復興?！端螘酚涊d：北涼后期河西向東晉朝廷進獻典籍154卷，其中有失傳已久的西晉以前的古籍，也有劉昞等河西本土學者的著作。較為典型的是十六國時期在中原和江南已失傳的魏晉時期名著《人墓志》，就是由于劉昞為其作注被保存下來并返還江南。這部分古籍著作，是河西走廊對中原王朝厚重的回饋，更是為整個中華民族國學文化傳承作出的獨特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