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加強紀律建設，用嚴明的紀律管全黨治全黨。“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紀律嚴明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重要保障。

　　——《重整行裝再出發，以永遠在路上的執著把全面從嚴治黨引向深入》（《論黨的自我革命》）

　　北宋仁宗慶歷七年（1047年），包拯由京奉轉運使移任陜西轉運使途中，看到存在有法不依、執法不明的弊端，寫下《上殿札子》上呈朝廷，其中有言：“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焉，不可不慎……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包拯指出，法令是固國之本、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系，只要法令暢通，風紀自然清正，那么就沒有治理不好的國家，也沒有不能教化的民眾。包拯以法令治天下的主張和他執法如山的實踐，給后世提供了歷史智慧。

　　法者，治之端也。很多古代思想家深刻認識到法令、制度無可替代的治理作用，將“奉法”視為治亂興亡的關鍵。《管子》說：“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法，是所有社會行為的準則規范。韓非子認為，以法治國治吏是最有效、最周全的治國之策，“家有常業，雖饑不餓；國有常法，雖危不亡”。一個家庭若有恒常的產業，即使遭遇饑荒也不會挨餓，一個國家若有恒定的法律，即使遇到危難也不致滅亡。能否做到令出如山、執法嚴明，既關乎法令制度的權威，也關乎國家與社會的治理，關乎民心所向。數千年中華文明演進，一再驗證著“法令行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的深刻道理。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認為，紀律是衡量革命政黨戰斗力的重要標準。1850年3月，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指出：“革命活動只有在集中的條件下才能發揮全部力量。”1859年，面對歐洲工人運動無組織無紀律的混亂局面，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指出：“我們必須絕對保持黨的紀律，否則將一事無成。”1893年9月，恩格斯在柏林社會民主黨人大會上發表演說時指出，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原因，就是“有冷靜的頭腦、嚴格的紀律和蓬勃的朝氣”。

　　“先進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斷自我革命中淬煉而成的。”沒有紀律不成其為政黨，更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共產黨是用革命理想和鐵的紀律組織起來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鐵的紀律鮮明地寫在自己旗幟上。

　　黨的百余年奮斗史就是一部紀律建設史。延安整風時期，毛澤東同志深刻指出：“黨的紀律是帶著強制性的；但同時，它又必須是建立在黨員與干部的自覺性上面。”“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革命無不勝”，1948年9月，黨中央在西柏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九月會議。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召開黨的各級代表大會和代表會議的決議》《中共中央關于各中央局、分局、軍區、軍委分會及前委會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的決議》等，強調要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組織紀律性，克服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克服地方主義和游擊主義。

　　這次會議有力制止了黨內的個別不良現象，保證了黨中央領導的集中統一，為即將到來的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勝利創造了重要條件，也對黨的建設產生深遠影響。

　　正是有了嚴明的紀律，上海解放后解放軍入城，為了不打擾市民，疲憊不堪的戰士們秋毫無犯，在蒙蒙細雨之中，和衣抱槍，整齊地躺在馬路兩側休息，令舉世震驚。正如陳毅所說：“我們野戰軍，到了城里不準再‘野’，紀律一定要嚴。”這成為世界軍事史上罕見一幕，震撼中外。

　　百年大黨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有嚴明的紀律與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嚴明的紀律是我們黨的光榮傳統和獨特優勢。我們黨之所以能夠發展壯大、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很關鍵的一個方面就在于始終把加強紀律建設作為推動事業發展的重要保證，始終堅持用紀律這把“戒尺”要求各級黨組織和所有黨員，不斷增強黨自身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

　　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紀律建設擺在更加突出位置，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通過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帶動各項紀律全面嚴起來。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把紀律和規矩立起來、嚴起來”，要求全體黨員“不折不扣執行黨的紀律和規矩”。今年全黨開展的黨紀學習教育取得了重要成效，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常態化推進學紀知紀明紀守紀，建立經常性和集中性相結合的紀律教育機制，綜合發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

　　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上，我們必須堅持進一步強化紀律意識、加強自我約束、提高免疫能力，使鐵的紀律轉化為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保證全黨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步調、令行禁止，將偉大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取得更大勝利。(劉同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