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是傳統腐敗在外在形態上的偽裝變異、翻新升級，比傳統腐敗在過程、方式、主體、手段方面呈現出更多的間接性、市場性、偽裝性、迷惑性，給查處和認定帶來困難。筆者認為，實踐中，可以從收益獲利是否符合客觀市場規律、間接行權能否有效促成謀利事項、利益輸送如何實現權錢關聯、臺前幕后怎樣具體實施操控代言等四個維度分析判斷，以準確鎖定證據鏈，抓住本質、直擊要害，有效打擊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

　　看收益獲利是否符合客觀市場規律。以借貸、租賃、勞務、投資、經營、交易等市場化行為獲取非法利益，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常見表現形式。其行為本質是以市場化收益為幌子來混淆收入性質，將非法收入偽裝成正當合法收入。對于此類問題，在查辦過程中要牢牢把握客觀市場規律，去偽存真，準確定性。一看是否符合等價交換的市場價值規律，比如，以放貸的方式收取明顯不合理的巨額利息；以投資入股的方式獲得超出份額對應比例的巨額“分紅”；以劣質房產置換優質房產等。這類行為明顯建立在雙方價值不對等的基礎上，甚至是心甘情愿的“虧本”買賣。二看是否符合供需合理的市場供求規律，比如，不管請托人是否有實際需求，強行要求其將本人無法兌付的理財產品或不良債權買走，要求其向與本人有利益瓜葛的爛尾項目或不良企業進行投資，等等。這類行為只有“供”，沒有“需”，實則為單方面的強制。三看是否符合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規律，比如，要求請托人虛設不必要的交易環節，以咨詢費、服務費的名義變相獲得利益，讓請托人為自己設計保底無風險的金融產品，從請托人處獲得稀缺的“房號”轉手賣掉，等等。這類行為毫無競爭，排斥風險，完全是權力的“量身定制”。

　　看間接行權能否有效促成謀利事項。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在“利用職務便利”上愈發呈現多樣化、間接化的特點。其行為的本質是在形式上割裂職務職權與謀利事項的關聯，給審查調查設置障礙。對于此類問題，在查辦過程中要透過形式看本質，注重分析行權行為的實際效果。一看有無職務地位的影響力，比如，行為人本人不行權，卻能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行為，為請托人謀利。這類情況中其他國家工作人員的行為動機，往往是基于請托人背后“靠山”的身份地位，行為人通過其影響力促成行權效果。二看有無職權的溯及力，比如，雖然沒有職務影響力，但通過本人曾提供過幫助、給予過便利的同事、同行，或者私營企業主等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請托人謀利。這類行權行為的本質實際上是對以往職權的溯及，形成一種“你幫我，我幫你”的權力回應。三看有無行權意圖的傳遞力，對于那些不直接打招呼、提要求，而是以同意見面、參加飯局、出席站臺、引薦相識等間接方式弱化行權的情況，要注重行為意圖的實際傳遞效力，是否可以達到彼此心知肚明，能讓被打招呼者心領神會，幫助完成謀利事項的程度。

　　看利益輸送如何實現權錢關聯。在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中，行為人通常刻意在時間上、空間上、方式上割裂權錢交易之間的關聯，企圖模糊混淆行為性質，但利益輸送不管人為設置多長的鏈條，進行多少次掩飾，最終必定還是會有可循的軌跡。一看主觀上是否存在合意，比如，“在職時先辦事，離職后再收財”之類拉長權錢交易周期的腐敗行為，重點要看行為雙方的主觀追求，前后是否有明確的協議或約定，又或者沒有約定，彼此是否心照不宣。二看客觀上是否存在因果關聯，不管怎么樣延緩權力兌現時機，“辦事”和“收錢”一定是互為因果的，比如常見的為請托人謀利后“逃逸式”辭職，再“旋轉門”入職請托人公司就任公司高管領取巨額薪酬，事件前后是有延續性的，其中的因果關系是無法割裂的。三看方式上是否存在交換關聯，比如，常見的好處占有非己化，行為人完成謀利事項后不直接收受財物，而是授意請托人動用資源去完成某個事項，諸如幫自己“運作仕途”“擺平麻煩”之類，在這種情形中，雖然彼此各自完成的是不同的事項，但實質上是一種“以此事換彼事”的交換關系。

　　看臺前幕后怎樣具體實施操控代言。腐敗主體隱身化是新型腐敗和隱性腐敗的重要特征，本人隱于幕后，讓特定關系人沖在臺前當“代理人”，形成“我辦事、他收錢”，甚至“他辦事、他收錢”的斂財模式，這給審查調查和定性增加了難度。對于這類情況，要注重全面準確地復盤行為過程，通過行為細節關聯臺前幕后。一看事前授意謀劃的過程，行為人與代理人之間是怎么制定出犯罪計劃的，行為人在其中是怎么發揮領導、策劃作用的，各自對自己將要實施的行為所持的認知和心理態度等，體現行為人在動機層面的主導性。二看事中行為支配的過程，行為人與代理人之間是怎么具體實施犯罪的，行為人的行為和代理人的行為是如何相互協作、關聯的，在哪些方面可以客觀反映行為人的指揮、操控作用等，體現行為人在實施層面的主導性。三看事后利益分配的過程，犯罪所得的分配方案由誰決定，由誰具體經手、分配犯罪所得，各自實際得利多少，各自贓款贓物的具體去向等，體現行為人在后果層面的主導性。

　　（作者 丁偉 單位：江蘇省淮安市紀委監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