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是我們黨的早期黨員之一，始終站在革命斗爭的最前列。他不僅是手提馬燈的萬里長征英雄，還主持了新中國開國大典。他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

　　從不享受特殊照顧和待遇

　　1921年1月，經李大釗、陳獨秀介紹，林伯渠加入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成為我黨最早的黨員之一。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林伯渠始終保持樸實勤勉的作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和地位，絕不居功自傲，始終保持黨員的本色。

　　長征路上，林伯渠有“五寶”——馬燈、拐杖、草鞋、糧袋和軍包。當時，組織上給他分配了一匹馬，他卻不騎，而是用馬馱運部隊沉重的背包和文件。林伯渠當時年事已高，大家擔心他的身體，堅持讓他騎馬。他卻風趣地說：“大家都是用兩條腿走路，我已經多了一條‘腿’（拐杖），為什么還要用四條腿呢？”

　　他一手提著馬燈，一手拄著拐杖，打著綁腿，穿著草鞋，與紅軍戰士一道行軍跋涉，從不享受特殊的照顧和待遇。

　　林伯渠年近半百，身體較弱，但他從不說苦。每次夜間行軍，他總是提著那盞小馬燈或前或后地照顧著同志，在險暗難行的路口舉燈照耀著，讓同志們走過去，時刻提醒同志們注意安全。每次遇到溪流沼澤，他都要用一根拐棍走在前面探路，引導戰士們順利通過。就這樣，翻過了積雪的大雪山，跨過了茫茫無際的大草地，走完了舉世聞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

　　參加長征的紅軍女戰士李堅真曾贊美他：“年過半百老英雄，又當部長又當兵。山高水深何足懼，手舉馬燈照萬人。”林伯渠用過的這盞曾經在長征路上給人光明和力量的馬燈，如今保存在國家博物館，激勵著后人。

　　到達陜北后，林伯渠繼續過著簡樸的生活，配發的衣服很少領取，衣服打著多處補丁，系的褲帶是麻繩。有關部門按規定為他砌了三孔窯洞，他堅決不住，而是將窯洞改為辦公室和會議室。為促進大生產，厲行節約，他還帶頭制定了“個人生產節約計劃”，保證全年種糧兩擔，做到自給自足。

　　除了在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林伯渠更是嚴格自律。他曾在日記中寫道：一、遵守黨章黨紀。二、戒驕傲自滿。三、必須有系統地進行監督。四、加強馬列思想教育。

　　有一次，陜甘寧邊區辦公廳黨支部討論一個同志入黨問題。林伯渠當時擔任邊區政府主席，黨支部考慮到他工作繁忙，事前未通知他參會。沒想到，會剛開始，林伯渠走進了會場。他環顧四周，微笑地說：“支部書記同志，我來晚了，下不為例，繼續開會吧。”他坐下來，認真聽大家的評議。

　　評議完成后，大家請林伯渠發言。他站起來說：“我今天講兩點，一是檢查，過組織生活是每個共產黨員組織觀念強弱的表現，我沒有準時參加，應該受到批評。我當邊區政府主席，和同志們只是工作崗位不同而已……二是請求，我請求支部不要取消我參加黨日活動的資格。”

　　支部書記急忙說：“林老，您工作那么繁忙，實在不愿打擾，所以沒有通知您。”

　　林伯渠感慨道：“你們不打攪我，自由主義就會打攪我。要記住，我是一個普通黨員，沒有什么特殊可講。”他看著在座的同志，說：“還要請諸位監督執行！”

　　把陜甘寧邊區建成最廉潔的政府

　　在擔任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期間，林伯渠嚴于律己，秉公執法，對貪污享樂之風進行嚴厲懲戒，明確提出要厲行廉潔政治，嚴懲公務人員之貪污行為。他還高度重視干部的教育和培養，經常教育邊區干部要作人民的表率，從思想根源上解決貪腐問題。

　　1938年起，邊區政府陸續制定《懲治貪污暫行條例》等規章制度，明確規定：貪污1000元以上者，處以死刑。

　　在陜甘寧邊區，懲貪條例得到堅決徹底的執行，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對于邊區的干部來說，無論是革命資歷，還是地位、功勞、職務，都不能成為違反法紀的“丹書鐵券”。鹽池縣縣長曹某私自將兩起賭博案罰款共159元裝進自己腰包，組織發現后立即將其撤職；安塞縣第四、第六兩區區長貪污沒收的鴉片煙土，也被迅速撤職嚴辦；華池縣白馬區委書記崔某因貪污100元被逮捕，悅樂鄉鄉長貪污70余元也受到處理。1937年至1938年短短兩年時間里，邊區司法部門就判處了180起貪污腐化案件。

　　在林伯渠的帶領下，陜甘寧邊區的廉政建設有了突破性進展，其中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嚴肅查處肖玉璧貪污案。

　　肖玉璧是1933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作戰英勇，身上有幾十處傷疤，可謂勞苦功高。他在邊區擔任清澗縣張家畔稅務分局局長。然而肖玉璧上任之后腐化變質，不但以功臣自居，貪污受賄，還利欲熏心，把邊區極為稀缺的食油、面粉倒賣給國民黨軍隊，影響極為惡劣。經查，肖玉璧任內共貪污公款3050元，根據邊區懲貪條例應判處死刑。

　　邊區政府對此案很重視，專門召開會議進行研究。1941年，邊區高等法院依法判處肖玉璧死刑。而肖玉璧自恃對革命有功，向毛澤東寫信，請求念他過去作戰有功，希望能讓他上前線，在戰場戰死。為慎重起見，林伯渠帶著肖玉璧的信面見毛澤東。毛澤東詢問了肖玉璧案的相關情況，并征詢林伯渠的意見。

　　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隊伍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總數的百分之五，這股風非剎住不可！”毛澤東當場表態：還記得怎么對待黃克功的吧，這次跟那次一樣，我完全擁護法院判決。

　　1941年底，肖玉璧被執行死刑。

　　肖玉璧案在邊區引起了強烈反響。《解放日報》專門發表評論，指出：“在‘廉潔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許有一個‘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長！有了，就拔掉它！”邊區干部群眾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經過數年努力，陜甘寧邊區政府成為當時中國最廉潔的政府。

　　一生保持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

　　新中國成立后，林伯渠身居要職，始終不改本色。1949年為籌備新政協、建立新中國，他雖是63歲高齡，仍不辭勞苦，有時連續工作達20小時。為勉勵自己，他在日記上寫下了“為人民服務，為世界工作”10個大字，并鄭重蓋上自己的印章。

　　林伯渠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組織多次安排修繕，他都嫌費用過高，一直拖了將近10年，最后才降低標準簡單維修了一下。到基層視察時，他總是明確要求，不搞組織迎送，不要影響工作，不要宴請送禮，不要生活特殊。如有違背，他會及時勸阻，并對當事人予以嚴肅批評教育。

　　他不但身體力行，還嚴格要求子女。他多次對身邊工作人員和晚輩說：“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勞簿上，不搞特殊化，這是關系到黨的形象的大問題，也是關系到后代健康成長的大問題。”在生活中，他公私分明，堅決反對搞特殊照顧，教育子女“革命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要和百姓打成一片”，引導子女走上革命道路。

　　為了防止子女生活上搞特殊化，他特地交代秘書、警衛員，不讓他們違反制度給孩子享受特權。兒子林用三剛6歲，林伯渠讓他自己拿著碗到大灶和戰士們一道用餐。

　　新中國成立后，林伯渠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秘書長。他擔心生活條件好了，家人會產生特權思想，時常針對每個人的特點提出值得注意的問題，讓他們謹慎交友，抵制誘惑。若子女們偶爾穿著不夠普通，他會立馬提出嚴肅的批評：“你憑什么能穿這樣的衣服？”時時刻刻讓后代敲響警鐘，延續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

　　1954年，一位老家親屬曾連寫6封信，請求林伯渠幫忙給孩子安排一份工作。信中寫道：“無論任何工作或到某工廠當一學徒均可”“孩子想做一個拖拉機練習生或任何事情均可”。但他始終不曾答應，其中一封來信的信封上還被標注了“不理”二字。

　　1956年，一汽生產出解放牌汽車，有些地區陸續有了汽車，但林伯渠的家鄉臨澧縣還沒有。有家鄉的同志特意到北京看望林伯渠，請求對家鄉的支持，為縣里購買2部汽車。他熱情地自掏腰包招待了老鄉，但提到汽車問題還是嚴肅拒絕了，并且耐心解釋，國家還處于困難時期，汽車不夠用，不能不顧國家計劃亂批，等汽車工業發展了，大家都會有的。

　　林伯渠一生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嚴于律己的優秀品質，是他留下的寶貴財富，值得后人學習。他的一生，只見公仆不見官，革命千秋不染塵。他用一生鑄就了一座廉潔豐碑。

　　（張文良 作者單位：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