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人世間》劇照。（資料圖片）

　　3月1日，年度大劇《人世間》將在央視一套黃金檔收官。這部電視劇改編自當代著名作家梁曉聲“茅盾文學獎”獲獎同名小說，由李路執(zhí)導并擔任總制片人，王海鸰、王大鷗編劇，雷佳音、辛柏青、宋佳、殷桃等領銜主演。開播以來，該劇創(chuàng)下央視一套近5年收視新高。很多觀眾表示，“這是近些年來不忍心、也沒辦法倍速看的電視劇”“我真想待在這部劇里不出來了”。

　　《人世間》以東北平民社區(qū)“光字片”周家三兄妹近半個世紀的命運際遇為主線，展現(xiàn)了1969年以來中國社會的巨大變遷。在傳播日益分眾化、個性化的新媒體時代，一部主旋律題材作品緣何能撬動各個年齡層觀眾的追劇熱情？為何說劇中呈現(xiàn)的既是家事也是國事？如何講好中國故事？記者專訪了梁曉聲、李路。

　　劇里除了男女主角，還有一個無聲無形的“人物”，那就是時代

　　問：什么因素促使您創(chuàng)作《人世間》這樣一部作品？

　　梁曉聲：《人世間》最初的構思，是基于個人情愫。我的父親是“大三線”建設工人，每隔幾年回家一次。我年少時和父親見面很少，寫這本書是想彌補感情上的缺失，尤其是父親去世后，總覺得要用文字致敬他們那一代工人。還有一種情愫是，后來我和大弟弟下鄉(xiāng)了，家里由于哥哥患病，小弟弟承擔的家庭負擔更重。這些留在城市普通家庭的青年，在文學藝術的畫廊里幾乎是缺失的。另外，劇中的“光字片”是我出生和成長的地方。雖然那里的居住環(huán)境是逼仄而狹小的，但是那些父母依舊培養(yǎng)出來品性良好的一代青年。

　　小說家應該成為時代的文學性的書記員。創(chuàng)作《人世間》，我希望把近50年來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變化告訴人們。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發(fā)生天翻地覆的變化。今天好多年輕人一出生就生活在單元樓里，其實在室內(nèi)用衛(wèi)生間也只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我很長時間就是住在筒子樓里使用公共衛(wèi)生間。電視劇里，除了男女主角，還有一個無聲無形的“人物”，那就是時代本身。時代本身的變化，構成了周家三兄妹命運沉浮的背景。只有從那個年代梳理過來，才能理解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變化。

　　李路：拍一部以工人群體為主體，繼而輻射社會各個階層、近50年中國社會眾生相的電視劇，是我的夙愿。2018年，我偶然讀到梁曉聲老師的新作《人世間》。這是一部厚重的當代中國百姓生活的奮斗史，融入了作者多年沉淀的故事和思考。這部長卷勾起了我的創(chuàng)作熱情。

　　透過歲月的回望最有力量。電視劇從1969年上山下鄉(xiāng)開始拍起，近50年的時間跨度，正是我們國家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從一窮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經(jīng)濟體的發(fā)展歷程，這是讓世界為之驚嘆的50年，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精彩的50年。如果沒有有分量的電視劇或文學作品來總結和記錄，會是多么大的文化缺失？《人世間》展示了中國是怎樣一步步走來的。我們趕上了一個偉大的時代，就有責任展現(xiàn)這個時代，謳歌這個時代。

　　講好中國故事，說到底是講好中國人的故事

　　問：《人世間》最大的突破是什么？該劇何以能撬動各個年齡層觀眾的熱情？

　　李路：早在前期策劃階段，我就相信《人世間》一定會引發(fā)關注。原因很簡單，這部劇寫的是人生百味，是真正的直抵人心。當前10集劇本出來后，我告訴自己“成了”。這種量級的作品，以平凡人幾十年的生活跨度，展現(xiàn)改革開放四十余年來的變化，一代代人成長、成熟、老去，一定會喚起大家的時代記憶。

　　拍攝《人世間》，我們試圖通過一批終其一生都很普通的人的命運去表達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應該是什么樣的，人們應該堅守什么。當然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我們沒有刻意去教化。當你試圖去教化誰時，往往事與愿違。我常和團隊說，不要把一部電視劇僅僅當作一部劇來拍，我們要潤物無聲地傳遞思想，讓作品直抵人心、引發(fā)觀眾熱議和思考，形成一種文化現(xiàn)象。

　　要說突破，我個人認為，這部劇通過近50年的歷史縱深，整合了現(xiàn)實主義題材的優(yōu)勢，把工農(nóng)兵學商各類人群集中展現(xiàn)在一部劇里，通過平凡人的故事輻射了社會的各個層級和角落。這既是這部劇的特點，也是它在收視上突破圈層的重要原因。全劇以周秉昆及周家這個“光字片”的百姓階層為切入口，延伸到干部、企業(yè)家、知識分子、工人等社會各個層面。觀眾很容易找到對應的影子，很多90后、00后被拉回到電視機前跟父母一起追劇。

　　梁曉聲：我沒有料到這部劇會產(chǎn)生這么大的影響。我在寫書時還是很累的，但更多是體力上的累，里頭的人物情節(jié)于我并不困難。我的家人、同學和戰(zhàn)友大多都是普通勞動者家庭的兒女，平常我極為關注親友們生活狀態(tài)的改變。當我動筆寫作時，活生生的情節(jié)撲面而來，我只不過是加以選擇而已。小說的兩位責編李師東和李釗平，在書稿創(chuàng)作出版過程中也付出了很大的智慧和心血。

　　講好中國故事，說到底是講好中國人的故事。我們從不缺乏優(yōu)秀中華兒女的好故事。在一些文藝作品中，我們成功塑造了歷史先賢的形象，塑造了近代以來為國家找出路的仁人志士的形象，塑造了戰(zhàn)斗英雄的形象。不過，最普通最平凡身上有著這樣那樣缺點的群眾人物，如《人世間》中的周秉昆，把他們作為主角塑造在熒屏上則相對少些。《人世間》起到了拾遺補缺的作用。

　　人民性，說到底，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日常、人民的感觀

　　問：有評價稱《人世間》這部劇最大的特點是拍出了人民性，您對此怎么看？

　　李路：無論是“人世間”，還是“人民性”，乍一聽，都是無比宏大的詞。越是如此，越要從小切口去闡釋。人民性，說到底，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日常、人民的感觀。關心國家的發(fā)展，關心老百姓的生活，就是人民性的體現(xiàn)。

　　我覺得寫人一定是所有影視作品永遠經(jīng)久不衰的主題，必須刻畫人，而且一定是深刻地而不是流于表面地去刻畫，去展現(xiàn)人在某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故事下的狀態(tài)。從創(chuàng)作角度講，平實敘事是我們追求的。男一號周秉昆就是平民英雄，有成功、有喜悅、有困惑、有苦難，最后得到善終。我是希望拿熱騰騰的故事、熱血的男女老少來把平實的故事娓娓道來地講給觀眾聽。現(xiàn)在缺少這些平視的電視劇，不是俯視，也不是仰視，就是平視，這一點非常重要。

　　梁曉聲：文藝作品不可能真正把“人民”二字在數(shù)量上呈現(xiàn)出來，因為我們有14億多人口。比如拍渡江戰(zhàn)役，只能通過一定數(shù)量的人來代表人民。這部劇也只能通過“光字片”的一些人，再具體一點，通過六小君子和身后的六個家庭，以及周邊輻射聯(lián)系起來的一些人物來體現(xiàn)人民性。當“光字片”的這群人都住進了樓房，全中國許多城市基本都消除了棚戶區(qū)。這里涉及藝術規(guī)律上的“典型和普遍”的關系問題，一個人物形象能夠代表較大多數(shù)就具有了典型性。在劇中，從周秉昆所代表的民間大眾身上，能夠看到中華兒女的堅韌不拔。他們像水成巖一樣，一層層結構成中華民族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最堅固的地殼，我們一切的成就都是在這個基礎上實現(xiàn)的。比如劇中的下崗時期，我們看到工人兄弟在國家最困難的時候俯下身去，讓中國工業(yè)轉型的車輪從他們的脊背上緩緩駛過。

　　回望歷史，我們通過文學影視作品把人民中一部分人所經(jīng)歷的困難呈現(xiàn)出來，展現(xiàn)他們的堅韌性，實際上是在通過文藝作品的形式體現(xiàn)國家觀照的目光，就是國家沒有忘記。在這個意義上，我們黨努力實現(xiàn)“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yī)、老有所養(yǎng)、住有所居”這一系列目標就顯得尤其重要和緊迫。

　　問：《人世間》里也出現(xiàn)了不少干部角色，尤其是周秉義的“不近人情”，讓人覺得似乎過于理想。這些干部形象對今天的領導干部有何啟示？

　　李路：我制作的電視劇里不乏干部角色，并且這些干部都會對當下的現(xiàn)實有所觀照、有所呼應。有人說，不相信有周秉義這樣大公無私的干部。其實，這樣的人在社會中大量存在，可能他們沒有直接接觸到。劇中，春燕出了事，曹德寶想找周秉義幫忙，鄭娟并不贊成。連她都深知周秉義的為人，就算是親弟弟的事，也不會突破底線。還有一次，孫趕超被鞋廠騙了錢，周秉昆想求大哥幫忙，又兜圈子開不了口，周秉義直截了當?shù)卣f：“能辦辦，辦不了你別怪我”，讓他別說過程、“說事”。雖然錢不多，他還是托老姚幫忙討回了錢。其實，周秉義幫的不是弟弟，而是群眾。他絕不是鐵石心腸、沒有人情味的機器人。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他愿意幫助解決實際問題，也避免了悲劇的發(fā)生。這兩處情節(jié)看似相似，結果卻大相徑庭，對我們的干部、干部家屬或能有所啟示。我理解，讓領導干部一點人情味兒沒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但是領導干部以權謀私是絕對不允許的。如何界定其中的“度”，要求領導干部心里必須有桿公平正義的秤。

　　正因為有了以周秉義為代表的人民公仆的擔當與進取，有了以周秉昆為代表的普通百姓的隱忍與堅強，才有今天中國的興盛

　　問：《人世間》所呈現(xiàn)的，既是家事也是國事。中華文化是家國文化，家國思想根深蒂固，家國情懷一脈相承。可否結合劇作談談您的理解？

　　李路：周秉義的“義”，是一心為大家、為國家；周秉昆的“昆”，有“多”的意思，也有“兄弟”的意思，他就是一心為小家的普通人中的一分子。這種家國情懷，早在小說中就通過人物的姓名、身份布局好了。拍攝時，我們把這種家國情懷提煉得更具體、更溫暖、更真情。正因為有了以周秉義為代表的人民公仆的擔當與進取，有了以周秉昆為代表的普通百姓的隱忍與堅強，才有今天中國的興盛。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這部劇講的是家事，但也折射出大國變遷。當我們把近50年的重大事件變成時代背景融入到一個個“小故事”里，不難發(fā)現(xiàn)，國家的發(fā)展強大正是無數(shù)個小家、幾代人接續(xù)奮斗的結果。沒有國家，哪有小家？沒有這些小家的組合，哪有偉大的國家？沒有和平的年代，何來幸福的生活？

　　梁曉聲：關于做人做事，古人留下的一句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本是古代圣賢對讀書人的總結，實際上在民間也存在，民間有相當穩(wěn)定的固守的判斷人格的標準。那么在秉昆身上他更多體現(xiàn)了民間的特點，比如抱團取暖、珍視友誼、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這些都是中華民族代代相傳的品質(zhì)要求。對于秉義來說，他是國家干部，他所承擔的不是秉昆所能承擔的，他對自己的要求要更高一個層級。通過這兄弟倆，我們把為家為國貢獻個人能力結合起來，什么人干什么事。秉昆就做好“秉昆們”的事，秉義就做好“秉義們”的事，并且要增加他們彼此之間的相互理解。

　　問：習近平總書記在2022年新年賀詞中說：“千頭萬緒的事，說到底是千家萬戶的事。”可否談談您的理解。

　　李路：不僅僅是新年賀詞，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的重要講話，都是從百姓民生的細微角度切入思考，既關心國家大事，更關心百姓小事。只有群眾關心的無數(shù)小事做好了，民生才會有所改善、切實提升，人民群眾才會衷心擁護黨熱愛黨，國家才能在一個齊心協(xié)力、共同奮斗的大氛圍下繼續(xù)抓好經(jīng)濟建設。比如脫貧攻堅、共同富裕，這些都是不斷積小勝為大勝的成果，也體現(xiàn)了共產(chǎn)黨人的初心。

　　梁曉聲：所謂人民，就是具體的千家萬戶，歸根結底是具體的一家一戶。習近平總書記到各地調(diào)研考察，總是會走家訪戶。他還曾看望出租車司機和快遞小哥。這些人像極了周秉昆這些人物，他們平凡而普通，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作用卻是不容忽視的。對于各級黨員干部來說，千家萬戶是具體的，在自己工作的范圍內(nèi)，領導干部要接觸他們、關注他們，代表黨組織關注千家萬戶。

　　這句話和習近平總書記的另外一句話是連在一起的，那就是“不忘初心”。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世界上極其特殊的一個政黨，特殊就特殊在其對于人民大眾的責任是一種無限責任，而人民大眾也習慣了對黨在方方面面都有要求有期待。包括住房問題、養(yǎng)老問題、入托問題、上學問題。關于民生的一切方面，都由執(zhí)政黨考慮到了，這在世界上是不多見的。也正因為有這樣一種關系，我們國家的向心力凝聚力非比尋常。這也回答了為什么中國經(jīng)歷了那些困難的時期，人民群眾始終衷心擁護共產(chǎn)黨。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黨領導民族復興的宏偉目標是連在一起的。（記者 韓亞棟 管筱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