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10月，恩格斯在《德國的社會主義》一文中談到《共產黨宣言》的歷史意義時說：“德國的社會主義在1848年以前很久就產生了。起初他有兩個獨立的派別。一方面是純粹工人運動……其次是由于黑格爾哲學的解體而產生的理論運動……1848年1月出現的‘共產主義宣言’標志著兩個派別的融合。”恩格斯的這一論述清晰表明，《共產黨宣言》的發表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創新與人類解放運動相結合為科學社會主義，鮮明地提出了共產黨在社會主義運動中必須取得政權，在人類解放過程中必須堅持黨的領導。

　　以人類解放為價值追求的理論如何與工人運動相結合？從19世紀40年代起，馬克思恩格斯就開始了對這一問題的探索。1844年，《德法年鑒》上發表了馬克思恩格斯論述他們當時共產主義觀點的文章，基于人本主義歷史觀，他們希望理論能夠自行掌握群眾，還沒有觸及無產階級政黨在工人運動中的領導權問題。1845年，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對于新歷史觀的全面闡述，標志著他們從人本主義歷史觀轉向歷史唯物主義。《德意志意識形態》將人類解放定向為無產階級領導的“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這實際上就已經提到了黨的領導問題。正義者同盟領導人認識到，以往所堅持的希望依靠“一切人”，甚至依靠反動統治者實現共產主義的觀點以及宗派性、秘密性的斗爭方式，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實踐上是有害的，因此，希望馬克思恩格斯加入他們的組織，并將其改造為領導工人運動的堅強核心。1847年，馬克思恩格斯加入正義者同盟。同年6月，正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大會，決議改組為“共產主義者同盟”，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代替“四海之內皆兄弟”的口號。同年11月底到12月中旬，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共產黨宣言》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基于這次大會決議起草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第一個綱領。

　　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無產階級要“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而這“完全不是資產階級所理解的那種意思”。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觀點蘊含著雙重的本質規定：一是無產階級必須掌握政權，二是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目的與以往資本主義政治模式存在根本區別。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指出：“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這一論斷與馬克思主義關于無產階級政黨的學說一脈相承，對于回應什么是社會主義、今天應該如何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重大意義。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充分發展社會生產力。馬克思主義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視角看待歷史發展，始終將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理解為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根本目的，認為工人階級取得政權后的根本目的和頭等大事是推動生產力發展，并在創造高度發展的生產力的基礎上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在中國，毛澤東指出“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鄧小平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首先要“解放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黨領導人民治國理政，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要回答好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實現發展這個重大問題。”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扎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資本邏輯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所必然伴隨的是勞資對立的生產關系以及由此帶來的制度性貧困，它所創造的財富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共享。馬克思主義認為，共同富裕、社會公平的本質不在于消費資料的分配，而在于生產資料的分配，或者說所有制的性質，而一個社會的根本性質是由領導這個社會的政權性質所決定的。恩格斯指出：“只要政權在有產階級手中，那么任何國有化都不是消滅剝削，而只是改變其形式。”國家資本主義所主張的國有經濟并不等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更不可能導致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堅持黨的領導，經濟社會發展成果才能真正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財富，才能真正實現全體人民的共同富裕。

　　只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真正實現人民當家作主。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現代社會的民主觀念最初是由打破封建貴族等級制的資產階級所提出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分化為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兩個極端，不可能實現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在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由于人與社會的關系建立在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生產關系基礎上，因而不存在部分人對其他人的壓迫，是真正的人民當家作主。只有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才談得上人民當家作主；而如果沒有在黨的領導下的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那就只會有貧窮……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作者： 尹智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