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尋跡絲路】

　　甘肅簡牘里的長城及其管理系統

　　居延漢簡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局部）（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敦煌馬圈灣出土積薪（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日跡檮（甘肅簡牘博物館供圖）

　　地灣城　漢代肩水候官駐地（“中國簡帛書法藝術研究與傳播出版工程”西北考察者供圖）

　　本報特約撰稿人　朱建軍　高澤

　　甘肅有著豐富的長城文化資源，歷代長城總長度3654千米，占全國總長度的近五分之一，居全國第二。其中漢長城1507千米。漢長城是隨著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時分段逐步修筑的。甘肅境內漢長城，亦稱“河西漢塞”，分布在5市15縣。

　　敦煌、居延出土的數萬枚漢簡中，有關于漢塞的豐富記載，有記錄塞垣延袤的，有日常巡視的，有人員出入關的，有將軍行塞的，有詔書清塞的，有記誦烽火品約的，有修筑烽火臺的……可以這么認為，河西漢塞出土的數萬枚漢簡本身就是漢長城的一部分，漢簡真實地記錄了漢長城的修建、設置、管理，以及與長城有關的政治經濟、人口構成、民族關系、軍事沖突、屯戍生活、中西交流等歷史。

　　考古學家吳礽驤先生考察河西漢塞的結構特點，認為河西漢塞結構以因地制宜為原則，大致可分為三個類型：酒泉以東，塞防結構以塹壕為主；酒泉以西，主要以塹壕與墻垣相結合；酒泉以北，在肩水金關都尉轄區，以塹壕將黑河兩岸的屯田區圍于塞內，在居延都尉轄區，以塹壕將額濟納河下游三角洲圍于塞內，駐兵屯田。學者馬智全先生認為，居延甲渠候官等地漢簡記載的漢塞修筑有三種形式：僵落、墻垣以及壕塹。簡文還記載了每種漢塞的長、寬、高的具體數據及使用人工情況。

　　漢塞防御系統

　　漢時稱秦代的長城為“長城”，而稱漢代的邊防為“塞”。

　　說到漢塞沿邊屯戍的具體防御情況，就離不開簡牘文書。我們以居延漢簡為例，談談漢塞的防御體系。居延漢簡出土于漢代張掖郡肩水和居延都尉的轄區，在當時都屬于都尉府，其出土地點廣泛，涉及漢塞防御系統的各級組織機構。漢塞防御系統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即候望系統。

　　隧：隧作為漢代候望系統的基層組織，是漢塞候望系統的中堅力量。每個隧設隧長1名，戍卒2-3人。隧長帶領戍卒進行日常候望、日跡、傳送烽火、修繕設施、運輸糧食、伐茭與運茭等日常工作。

　　部：比隧高一級的組織機構稱“部”。每個部由6-9個隧組成。部的長官是候長和候史。部沒有單獨的駐地，一般多附在某個隧中，例甲渠候官第四部就設在第四隧。

　　候官：在候望系統中，候官是比部更高一級的管理機構，具體負責某一區域的防御，以甲渠候官為例，它具體負責居延都尉的西部防衛。候官的長官是“候”，其屬官有丞、塞尉、士吏，文書官有掾和書佐。甲渠候官轄區內共有10個部、約80個隧，全額吏員108個。甲渠候官又叫“破城子”，位于今額濟納旗南24公里處，1931年出土漢簡5000枚，1974年出土漢簡8000余枚。經遺址發掘可以知道，它由障、塢兩部分組成。

　　都尉：比候官更高的管理機構即都尉，屬官有丞、司馬、卒、掾、城尉等。居延都尉共有殄北、甲渠、卅井三個候官。在漢代額濟納河流域，邊塞防御的都尉有兩個，即肩水都尉、居延都尉。

　　漢塞有關制度

　　漢塞的基層單位是隧，亦稱烽燧，若干個烽燧相連，從東向西，共同構成了漢代的萬里長城。

　　1.烽火制度： 漢代每一亭燧，都備有一套烽火信號及附屬用具設備，按統一制定的信號條例即烽火品約和其他相關規定，放烽報警、應和傳遞。

　　烽臺：烽臺亦稱亭，可分為臺下建筑和臺上建筑兩部分。臺下建筑有臺基、塢垣和房子。以甲渠第四隧遺址為例，其發掘于1974年，這次發掘分兩處，西區即烽臺及塢，東區為灰坑。烽臺較大，現殘存3.4米，夯土筑，西南角有一灶膛，上方發現煙囪，可能為升“煙”的裝置。臺南有塢，東西長21米，南北最寬15.2米，被隔墻分成東西兩個院落，共有5間房屋。塢外三面發現有殘毀的木轉射和虎落尖樁。該遺址既是隧長駐地，又是部候長治所。

　　臺上建筑有臺上屋及木樓，漢代臺上屋多為正方形，臺上屋墻開有覷賊孔和視火筒，以觀察敵情、烽火，其一面有桟木伸出，其上鋪和其余三面鋪有木板，稱為候樓或候櫓。候樓上置有烽竿，候樓常需要涂污。烽竿由4部分構成，即直立的烽柱、可以上下舉的橫木、橫木上系的用于上下舉的烽索和起落烽索的鹿盧（轆轤）。

　　烽具：烽具是傳遞情報的表幟物。

　　積薪：實際即“柴堆”，有大積薪和小積薪，是日、夜不同時間段傳遞消息的工具。積薪是漢代烽火中最能代表敵情緊急程度的信號。積薪堆放在障、塢之外，外表多敷一層泥沙，即漢簡所謂“涂”，可防風雨、火災。

　　苣：即單個的蘆葦把，苣火為夜間升舉的烽火信號。苣有大、中、小三種，大苣長度可達244厘米，現存直徑5厘米；中苣長度在33-35厘米，直徑有4.5厘米；小苣長不到10厘米，直徑僅有3厘米。它們的使用功能有何區別，目前尚不清楚。

　　表：一般用繒布做成，用于懸掛。表的形制，約如一長條狀懸垂之布帛旗幟。大表當為大幟，這也是烽、表的一區別。表除了發布敵情的大表，還有其他用途的表。如“亡人赤表”為追逐逃亡者所發紅色表；“蘭入表”為發現蘭越塞防者所舉的表。

　　烽：與表差不多，烽有草烽、布烽。布烽也是用繒布做成，用于懸掛。漢代的烽，是一種以形體、顏色鮮明的白天升舉的信號，與燃火沒有關系。

　　煙：同烽、表皆白晝升舉。據近年考古發掘，于金關遺址烽臺南側和甲渠第四燧烽臺西側，均發現火灶一座，其煙囪傍烽臺一壁向上方延伸。故初步推測煙灶筑在臺下，煙囪直伸至堠頂之上。臺下灶膛如燃薪草，煙自囪口沖出，必形成一煙柱形。

　　不同數量的積薪、苣、表和烽、煙的組合，構成了漢代烽火品約制度。

　　烽火品約：據研究，“品約”由“品”和“約”構成。烽火“品”為中央政府頒發的有關烽火制度的規定，而“約”則為郡、部都尉根據其管轄范圍內的情況參照中央頒發的“品”而制定的具體規定，合稱“品約”。1974年在居延破城子遺址出土的《塞上烽火品約》最能反映漢代烽火發放規定的具體情況。該冊書共有簡17枚，每簡長39厘米，寬1.5厘米，內容為居延都尉府根據敵人對甲渠、殄北、卅井三塞候官所屬烽燧的入侵程度而規定的信號類別和等級?！度戏榛鹌芳s》作為當時最重要的“邊防手冊”，內容十分豐富，它明確規定了不同情況下使用的不同聯防示警信號，其中對表、煙、苣、薪的運用規定十分詳細。比如漢簡上記載：如果匈奴人白天入侵殄北塞，舉起兩個蓬，同時點燃一堆積薪，同時在烽燧周圍的堠墻上點燃苣火，直到天明不準熄滅。這就表明，在面對敵人入侵時，邊塞屯戍官兵的做法井然有序，甚至還可以通過烽火信號的不同，將敵人入侵情況進行詳盡匯報。

　　2.天田制度：漢簡記錄了一種現今地表上我們無法探知和發現的長城形制，這類長城漢代人們自稱“懸索”。此類長城主要分布在流沙地段，附近缺少修建長城必須的材料和條件，為了巡視需要，在這一地段按照一定的距離分別埋設木樁，漢代人們稱“柃柱”，再在木樁上綁掛三道繩索，漢代人們叫“懸索”，從而為戍卒日常巡邏提供標志或參照物。

　　還有一種設施，人們稱“天田”。“天田”是分布于漢塞外側，用以偵察敵人足跡的一種設施，是將漢塞外側地面上的雜草、樹木鏟去，把地表整平，然后鋪上沙土，畫平。“天田”的地表比較疏松。人畜通過就會在沙土上留下痕跡，巡察的人員可根據足跡判斷是否有外敵入侵。若發現有敵來犯，則點燃烽火予以警報。“天田”有一定的寬度，足以保證其上如穿越人、馬、駱駝等可留下痕跡。

　　天田需要巡視，每個亭隧只有3-4名戍守卒，每天除在烽臺上候望之外，還得專門派1名戍卒巡察天田，將巡察情況記錄下來，進行逐級上報。這是漢塞防御的重要措施之一，稱“日跡”。每日巡視天田、懸索、柃柱，上自候長、候史，下至戍卒，都要輪流參加。辨認蹤跡需要耐心和經驗，敵人、逃亡者有時會破壞天田的蹤跡，破壞柃柱和懸索。漢簡記載的漢塞中從事日跡工作的最高官吏是候長，有候長“以主領亭隧吏卒跡候為職”的記載；簡牘文書中還有記載日跡發生了異常情況，大多數簡文記載的都是正常情況，但也有特殊情況，有記載發現出入天田的痕跡，跟蹤二里地之后，因地面堅硬，不知去向；凡是記錄與日跡情況有關的簡牘，我們稱為“日跡簡”。肩水金關出土的一枚四面隸書工整書寫：“骍北亭卒日跡檮”，這枚簡的出土不僅說明了骍北亭位于肩水金關，也為漢代戍卒巡查天田留下了證據。這枚簡墨色如新，推測應該還沒有被使用，日跡檮不屬于文書簿籍，不會傳遞。

　　3.考課制度：對邊塞屯戍官吏的考課，屬于上計制度之列，是漢政府對屯戍官吏的管理和獎懲的制度。根據簡牘的記載，對漢塞吏卒考課制度包括很多方面，比如對各部隧守御器的備置、保存情況的考核、對各級官吏的出勤、勞作情況的考核、考察各部吏卒的變動情況、考察與現金財物官吏有關的問題。“秋射”是考核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根據射箭成績的好壞，是判斷“賜勞”或“奪勞”的重要標準，即每名官吏發射12矢，射中6矢為合格，每多中1矢，賜勞15天，每少中一矢，奪勞15天。在漢代，邊塞候望系統中，燧長和燧卒的日常工作也要定期受到上級的檢查和督促。如果候長、候史因敷衍而導致所部問題嚴重的，則要受到責罰。1974年出土于甲渠候官遺址的一枚胡楊木簡牘上，記載了一名叫廣德的候史受罰記錄：

　　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各如府都吏舉，部糒不畢，又省官檄書不會會日。督五十。

　　漢代戍卒日常生產生活

　　漢代居延和敦煌是整個防御體系中最為重要的兩個軍事據點，派有大批的戍卒進行防守，當時戍卒的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日常事務十分復雜，除守望亭隧、繕治鄣塞、傳檄驛書、制檄伐木外，還有一系列生產活動，比如伐茭、運輸糧食、喂養狗馬、耕種菜園等。盡管如此，戍卒克服種種困難，為維護漢王朝的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為守護好長城沿線人民的安全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是漢塞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漢代防御體系的中堅力量。漢代戍卒的住所主要是城、障、塢、塞、亭、隧等軍事防御設施，居延甲渠候官遺址的鄣塢部分，即候官所在地，為一構筑堅固的軍事城堡。“塢四周3米以內的地面，埋設四排尖木樁，完整者高33厘米、間距70厘米左右，三角形排列，此漢簡記載的‘虎落’‘強落’。……塢內東側一組房屋為堵死鄣門以后修建，包括吏卒住室、灶屋和文書檔案室，后者不足6平方米。”(見《敦煌漢簡釋文》第274-277頁）《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中寫道：“烽燧，長方形……結構為三層土墼，中夾一層蘆葦壘砌，無黏接材料……烽燧上部結構不明。四壁整齊并有收分。墻壁均涂以草泥，表面刷粉。……在兩墻間以土墼向北砌筑臺階，現殘存四級，保存完整。”

　　漢長城后勤供給系統

　　長城不是簡簡單單的一堵墻，而是集合了預警系統、屯田系統、后勤保障系統和郵遞系統在內的一整套完整的體系。雖然因為地域不同，長城防線的建筑形式有所不同，但是其建筑邏輯是相通的。漢長城采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的方法，與長城墻體相配合的是關城、障城、烽燧、塹壕、柵欄等附屬設施。在這些烽燧和堡壘的背后，是由漢朝移民新建的郡縣或者各種類型的屯田區，這些地方的守備部隊或者屯田兵，就是長城防線的總預備隊。在遭遇進攻時，由烽燧提供早期預警，讓要塞和堡壘充當穩固的戰場支撐點，然后屯田區和各個郡縣的守備部隊在依靠長城防線的掩護進行集結和反擊，這就是長城防線的基本運作機制。

　　根據漢簡資料，河西漢長城的后勤供給系統，主要設置了倉、庫、閣三種機構，由于這三種機構各司其職、互相配合，使長城的防御獲得了可靠的后勤保障，這也是漢王朝能夠維持穩定的重要因素。漢簡中記載，“倉”是管理糧食的機構，它在后勤供給系統中最為重要，河西邊塞長城沿線所設置的“倉”有都尉倉、候官倉、部倉、燧倉，這四種倉，除分別隸屬于部都尉府、候官、部、燧外，還設置了專門的官吏進行管理，各級倉還設有一定數量的“倉卒”，承擔著各倉的日常勞作。“庫”是漢代邊塞長城后勤供給系統中存儲錢物、武器的機構；“閣”是供戍卒暫存錢物、糧食及武器的機構，它設于候官城障。

　　與漢塞防御體系配套的還有眾多的驛站，用于公文傳遞、物資運轉、人員接待等。從懸泉置出土的驛置道里簡可知，在地廣人稀的甘肅地區，其驛置的間距，大概在50漢里至90漢里，即20.8千米至37.4千米之間。在安西與敦煌之間發掘的懸泉置遺址是迄今為止考古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郵驛接待機構，其出土的2.3萬余枚漢簡、帛書、紙張和各種遺物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漢代邊塞生活資料。根據簡牘記載，懸泉置有官卒御37人或47人，傳馬40匹左右，傳車6至15乘，必要時會從敦煌郡調撥需要的糧食、馬匹、飼料等物資用于保障驛站功能的正常使用。

　　在漢代，漢塞作為當時的防御工事，是實實在在有生命力的，它包括城障、亭堠、烽燧，亭障烽燧相望，構成了重要的軍事防線，并通過軍事化管理執行任務。那么，兩千年前的漢塞是如何運轉的，它的功能是如何發揮作用的？傳統歷史文獻對其記載是相對有限的。簡牘的出土，剛好彌補了傳統文獻的不足，給兩千年前的漢塞賦予了新的生命力，通過簡牘文書，我們可以更好地認識漢塞，了解漢代軍事防御體系，漢代屯戍的場景生動地展現在我們眼前。

　　漢長城在我國歷史上，對政治、經濟、軍事、民族交融、文化交流、中西方交通和科學技術發展等方面，都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如今，長城已不再發揮其軍事作用，更多地承載著中華民族精神文明，長城文化和絲路文化應該繼續傳承下去。弘揚長城文化，展現長城作為中華民族代表性符號和中華文明重要象征，才能堅定文化自信，講好中國故事，增強中華文化影響力。（本文系“西北漢簡與河西漢長城研究”甘肅省社科規劃一般項目：2021YB155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