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弘揚路易艾黎精神

　　“四壩文化”鑲綠松石彩陶罐

　　“四壩文化”三狗紐蓋彩陶方鼎

　　“四壩文化”青銅羊首權杖及青銅工具

　　“四壩文化”人形罐

　　“四壩文化”彩陶菱形折線紋壺

　　“四壩文化”彩陶折線三角紋牛頭罐

　　四壩灘遺址 

　　“四壩文化”是中國史前文化遺址的一個類型，因最早在甘肅省山丹縣四壩灘發現而得名。其發展歷史處于馬家窯文化后期的馬廠文化向青銅文化的過渡期，約在距今3900年至3400年之間，正是中原地區的夏商之際。出土實物表明，處于河西走廊中部的四壩文化帶承擔了東方制陶技術向西傳播、西亞和中亞青銅技術向東傳播的雙向交流的重任。

　　尋訪“四壩文化”命名地

　　陽春三月的一天，我們驅車直奔山丹四壩灘。經南湖村，出山丹城，曲曲折折前行十幾里，就看到了一馬平川的四壩灘。荒原上蘆芽初萌，微露的生機掩映不住千年的荒涼。南面，孕育了古弱水的祁連山雪峰皚皚，而今，其冰雪融水已經難以波及四壩灘上的這條川口河。古河道是干涸的，長滿了一人多高的芨芨、野蒿。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路易·艾黎還帶領學生在川口河上開挖水渠引水，那時尚能看到水流滋潤原野，生長莊稼。

　　走進荒灘，察看了四壩灘所處的地形，基本處于古河道的兩岸高臺地，雖然經過了數千年變遷，但古河道的水漬淹痕依舊可辨。由此推及三四千年前，四壩灘周邊定然水泊縱橫、草莽雜生，遠非今天看到的荒涼之景。史前祁連山也稱昆侖山，《山海經》中描述：“昆侖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正因為當時經常洪澇為患，才有了后來大禹治理弱水，《尚書·禹貢》載：“（禹）導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弱水的來歷，史地學家多有考證，可以斷定，弱水即古書中的弱水，發源于山丹縣西南35公里的“窮石山”，其上源又稱山丹水，弱水西北流至張掖，與發源于祁連山的張掖河（即古羌谷水）匯合后，始稱作黑河。四壩灘正位于古弱水南岸的開闊高臺地，周邊一片汪洋，相傳大禹導弱水從就這里開始，今天的山丹祁家店水庫邊還立著“禹導弱水碑”。

　　1946年，從陜西鳳縣雙石鋪山搬遷至山丹的培黎學校開辟了三處農場，其中有一處就在四壩灘上。第二年，山丹培黎學校師生墾荒開渠時發現大量的夾砂紅褐色陶片和打磨過的石片。后來，他們經過仔細搜索，在一處斷崖的黃土層中發現一只完整的夾砂紅褐色陶罐。隨后，該校校長路易·艾黎向當時的甘肅省政府報告了這一發現，政府派文物專家裴文中、何樂夫等一行到山丹實地考察。面對遺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器碎片和灰層，專家們感嘆不已，認為這是“一起了不起的考古發現，證明早在幾千年前，山丹的先民們就在這塊土地上繁衍生息過”。但限于當時的條件，遺址未能進行考古發掘，專家們只能抱憾而去。

　　1953年，甘肅省再次派考古專家對四壩灘文化遺址作局部考察發掘，共清理出文化灰坑3處，堆積層厚0.6-3米，出土文物中有比較完整的各類陶器、石器和少量骨器，尤其發現了一只直徑約8厘米的陶制紡輪和兩處窯址。陶器中素面較多，部分彩陶紋飾清晰，圖案對稱精美，線條簡潔流暢，說明當時的先民們已經掌握了相當成熟的制陶和彩繪技術。石器中有石刀、石斧、石鋤和敲砸、刮削器等。最具代表性的是一把石鋤和石斧，形體較大，磨制光滑，上端均有直徑38毫米的柄孔，說明使用時可能安裝過木制手柄。從磨制的精細程度看，早在四千多年前的先民們不僅學會了制作陶器供生活使用，而且懂得用堅硬的石塊打磨工具為生產生活服務。1956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黃河水庫考古隊開展考古調查，在此又采集到一批遺物。當年，考古專家安志敏先生撰文，認為該遺址發現的兩批陶器獨具特色，以夾砂粗紅陶為主，多飾濃重的彩繪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馬廠類型，也有別于沙井文化，應單獨命名為“四壩文化”。

　　“四壩文化”的淵藪與傳播

　　受當時考古發掘的條件所限，安志敏先生的考證雖然為“四壩文化”正了名，卻未能揭示出這一文化類型的流變。作為一處陶器、石器出土豐富的遺址，它并非獨立于世，必然有因襲和演變的過程。隨著同一文化帶上諸多史前文化遺址的發現，史學界漸漸揭開了“四壩文化”的帷幕。

　　1953年，在古山丹河南岸的山羊堡灘發現大量的石器和陶器，其后出土過較大石鋤。出土文物與四壩灘遺址相同。

　　1976年，山丹縣新河東門村社員平田整地時發現彩陶。上交文化館。同年，縣城東南十里堡林發現一土坑墓葬，出土彩陶四件，經鑒定。均為四壩類型。

　　1987年，山丹縣文化工作者在縣城南約4公里的壕北灘明長城南北、山丹農場東西兩側發現一處范圍很大的古文化遺址，出土了彩陶器物，發現窯址、爐灶和石臼等生活用具，初步確認為四壩類型。

　　在民樂縣東灰山、西灰山、寨鄉樓莊村過會臺、玉門火燒溝、安西鷹窩村、酒泉干骨崖、西河灘等地均發現了四壩類型遺址。其中玉門火燒溝和民樂東灰山遺址，為考察四壩文化的淵源與流變提供了翔實材料。

　　火燒溝是玉門市清泉鄉一個古老的地名，位于312國道邊，距玉門市區20公里，因其地溝壑縱橫，山巒起伏，而山溝山峁又多呈火紅色，所以將其地命名為火燒溝。1976年，甘肅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在玉門火燒溝清理墓葬312座，出土銅器200余件，陶器近千件，還發現有精制加工的金、銀耳環以及玉器等。陶器與四壩文化一脈相承，而大量銅器的發掘，考古界修正了安志敏對四壩文化的類型認識，斷定四壩文化是一支青銅時代的文化。世界冶金史上，青銅文化之前還存在一個冶煉和使用砷銅的時期，是由紅銅到青銅的過渡期，而砷銅、紅銅的使用最早在西亞、南歐、北非等地普遍發現。有的學者提出，青銅文化是由西向東的傳播的過程。如果這一觀點成立，玉門火燒溝遺址無疑是承擔了中轉站的作用。

　　從陶器傳播來看，四壩文化承襲了黃河流域的馬廠文化及相鄰的齊家文化無疑，而后又向西延伸，一直傳播到古塔里木河邊的新疆哈密等地。從銅器使用看，玉門火燒溝、民樂東灰山出土的銅器遠比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多，應該有一個漸次由西向東傳播的過程。這種史前文化中的雙向交流，也許是后來絲綢之路開通的前導。

　　“四壩文化”時期的社會生活推測

　　深入考察“四壩文化”遺址的布局，會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幾乎所有的遺址都與水源毗鄰。山丹四壩灘位于古弱水南岸和川口河東岸之間開闊平臺之上，三面環水；山丹山羊堡灘和壕北灘遺址都在古山丹河南岸，臨水而居；民樂東灰山位于古弱水支流童子壩河的古河道之上，地形平坦，水源充足；酒泉干骨崖、玉門火燒溝都位于在古疏勒河邊的臺地上……而“四壩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多有類似耕地的平行波折紋、水域波浪紋、月牙形的魚頭紋和網狀紋，這些圖形紋飾，自然來源于先民們的生活場景，也是他們耕種土地和打魚狩獵的實物見證。

　　諸多跡象表明，距今4000年左右，河西走廊一帶河流湖泊廣布，高臺地上形成了一片片適宜人生存的綠洲，先民們傍水而居，點燃了文明的曙光。

　　最原始的農耕和畜牧在“四壩文化”中也得到充分展現。民樂東灰山遺址發現了小麥、青稞、皮大麥、粟、稷、高粱、胡桃殼等炭化籽實，而在一個新石器遺址發現五種以上的農作物遺存，這在我國尚屬首次。炭化小麥標本經北京大學考古學系進行碳14測定，斷定為距今4230±250年，是我國境內年代最早的小麥標本。這些碳化谷物的測定，基本可以斷定，古弱水流域的東灰山是中國最早種植小麥、大麥、高粱等作物產區之一。同時，在火燒溝、酒泉西河灘等遺址中，還發現了殉葬的羊骨、狗骨、馬骨等，證明畜牧業在其生活中占有一定分量。

　　當然，這一時期的農耕條件和耕作水平還相當原始，所用工具和生活用具是石器、陶器、骨器、銅器共存。石器依然是當時主要的生產工具，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狀器、石鋤、石斧、石刀、石鏟、石耜、石鐮、石鑿、石球、石磨棒、石磨盤、石紡輪等。生活用具有骨器和陶器，骨器用動物骨頭制作，有刀、錐、鑿、針、紡輪等，還有少量卜骨。陶器有雙耳罐、壺、盆、鼎、豆等生活用具，也有紡輪一類的生產用具，還有陶塤、陶牌飾、陶鈴等娛樂裝飾器物。銅器有削、錐，鐲、釧、管、耳飾等，算是當時的時尚器物，擁有者應該是部落中的貴族，尚未在平民生活中占主導地位。而玉門火燒溝出土銅器卻達200多件，有一件三犬蓋四足陶鼎，非常精美，也許與當地部落發展的實力有關，或者是代表了“四壩文化”的晚期。在一些墓葬中還出土了貝殼，有的是串成一串，有的在死者嘴里，還有的放在罐子里。這些東南沿海的貝殼能傳播到河西走廊，很可能是通過不同部落之間的商品交換而來，也許在四千年左右，古老的絲綢之路就已經四通八達，聯結起了東西方文化，只不過，它不像后來時代的交流那樣直接，而是以部落與部落之間交換的形式進行交流。

　　從這些遺址中陶器與生產生活用具混雜的現象分析，“四壩文化”遺址不僅僅是單一的制陶作坊，而應該是先民們的生活聚居地。甘肅省文物研究考古所與吉林大學北方考古研究室在東灰山遺址發掘區內共清理的249座墓葬中，合葬墓占80%，證明東灰山人有著明晰的血緣傳承關系。玉門火燒溝發掘的300多座墓葬，也有一定比例的合葬墓，顯示了固定的婚姻血親關系。有一群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人生活在同一個地方，便形成了原始聚落。有聚落便有支配與被支配的關系，火燒溝出土的銅制四羊權杖、四壩灘出土的石制權杖，正好詮釋了這一關系。看到那些復原的權杖，自然會聯想到某個部落酋長或長老，手持權杖，指揮人們生產或舉行什么重大儀式的場景。

　　沿著古人留下的蛛絲馬跡，我們仿佛看到這樣一幅人類生活的畫面：4000年前后，有一大群人生活在河西走廊每個河畔的高地上，綠草如茵，古木參天，茅屋低矮，炊煙裊裊，人們分工有序地耕田狩獵，縫衣煮飯；到了晚間，則圍在篝火旁，敲打著陶罐石器，吹著陶塤，唱歌跳舞，分享收獲的喜悅……

　　“四壩文化”的先民們點燃的原始文明之光，給了東西文化一個很有力的承載地。或許可以這樣認為，地處河西走廊中西段的“四壩文化”，它們是那個時代絲綢之路上的中轉站，將東西方文化交融匯合，然后又傳播到了四方。

　　來源|《甘肅日報》2018.6.27

　　作者：寇克英